时间的指向

　　□杜剑

　　时间与空间一起构成了万物的存在和秩序。某个时空遇见的或某个莫名的瞬间都会带给我独特的真实体验，这或许就是时间带给我的“幻觉”。我试图通过这些虚幻的影像来还原时间的本质，而文字是我的另一种摄影语言，它和影像一起构建我对时间最真切的记忆。

　　多年来，我一直探索影像和文学的关联。不同的文学体裁给人不同的阅读体验，但内核仍是作者对世界的感知和认识，摄影也是这样一个过程。我以文字为比较对象或直接、或隐晦地探讨摄影图像的本质，或是尝试突破文字与图像的局限，探索两者之间的不可言说的中间地带。

　　永康是闻名遐迩的五金之都，吸引了数十万名中西部地区的务工者涌入永康。他们成为背井离乡的游子的同时，也成了他乡的人。从最初的只身外出务工，到如今的举家外迁，故乡和他乡，家中的父老，陌生之地的谋生，还有对未来的期许，身处异乡的外来务工者原本带着浓郁乡土风味的生活习俗，带着深情眷恋的思亲怀乡情结，在延续中又不断发生着渐进式的变化，自觉不自觉地适应并渴望着融入新的城市环境之中。他们困惑着、迷惘着，又在追求着、希翼着……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异乡人，都在直接或间接地体验着他乡与故乡的落差。而图片就像一只手，悄悄地在现实和精神世界中放下地标，丈量着有形和无形的距离。他乡与故乡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距离，也是最深刻的落差。

　　他乡和故乡是我一直拍摄的主题。这组专题里比较成功的有《他们和他们的梦》和《小站故事》，在《中国民族》《中国摄影报》《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中国画报》《南方周末》刊发，并入选各大摄影展。获得中国摄影艺术展、“观看中国”CC摄影展、浙江省纪实摄影大展等的各类奖项。

　　一张照片的价值不能仅用美学的观点去衡量，还必须从对人类和社会在视觉上的表现强度去判断。纪实摄影作为以记录生活现实为主要诉求的摄影方式，担负着记录和保存历史的职责。除了技术层面的要求，摄影者必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留存最具当下意识、富于历史远见的影像见证是摄影师的担当。这些影像记录是这个时代的视觉切片，承载了厚重的文化密码，并将成为若干年后解读中国的文化标本。

　　他们和他们的梦。人在异乡，感受总是特别复杂。当我告诉他们，要为他们拍摄一组关于他们梦想的照片时，他们以朴素的行动表达着支持。即使是最寻常的人，也可以有一个被祝福的梦想。我只是从一个很小的切入点来记录这些背井离乡的人们。我试图通过他们的梦想来了解他们的家乡、他们的过去，和他们奔波于家乡与他乡之间对艰辛与幸福的理解，以及他们为梦想付出的努力，对孩子梦想的支撑。

　　我把这些孩子的梦想封存在一只只信封里，写上他们老家的详细地址。我希望有一天，他们收到这些信的时候，已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到那一天，我就是他们梦想的见证人。我的梦想就是他们能梦想成真，我觉得这就是摄影的意义所在。

　　小站故事。我第一次坐绿皮火车，是在寒冷的冬夜，母亲抱着我从鹰潭火车站挤上一辆绿皮火车。父亲挑着用粮票、油票、糖票、肉票购买的紧缺食品，抱着妹妹牵着哥哥挤上更晚的绿皮火车。之后每年冬天，这样的情景都会重现。

　　2011年7月的《中国画报》封面作品，是我拍摄的几个贵州籍孩子在永康站站台伸出头好奇地看着从温州方向开来的绿皮火车缓缓进站的场景。他们出生在永康，还未回过家乡，对火车和家乡都充满好奇。

　　从出生开始，我们便在永不止息地奔赴。我们进行着各种维度、各种意义上的抵达，这同时意味着对上一个目的地的告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自身就是一列火车。我们不断离开故乡——原始意义上的自我。而长久伫立于站台边的人，未必是要返回故乡的人，他只是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一种“路过”，离开或者回去皆是路过的一种，而这之中任何一种，都饱含着遐想性和可读性。

　　摄影的价值在于对现场瞬间的记录，当我们走近那些以主题叙事为单元的影像时，不禁会从心里涌出无限的感慨与共鸣。如若时代往后几十年，现在这些刻画着游子们的表情与神态、情绪与愿望的作品，将会告知着后来的人们一个社会形态的变迁。

　　我一个人弹琴到深夜。音乐是抵达故乡最好的方式，故乡已不再是地理属性上的标志，他们在永康江吟唱的是自己的故乡，也是别人的故乡。

　　“在人来人往的天桥上面，有一个歌唱的少年……就在那一个夜晚，歌声温暖了我们”是流浪歌手韦达波原创歌曲《贵阳》里的歌词。他就是那个在天桥上唱歌的少年，现在在永康江畔弹唱着。歌声温暖了初冬的江水和城市的星空。

　　另一个流浪歌手何向阳有所有音乐人的特质。一头飘逸的长发，有时扎成一髻马尾，有时扎成两个小辫子，有时干脆让它肆意裸露着。他的长发是他没完没了的忧伤，被江风吹动着，仿佛就能吹走所有的忧伤。他就这样忧伤地唱着，江水和我也跟着忧伤地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