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我前行的照明灯

　　□倪晓莉

　　看着父亲虚弱地半卧在病床上喘着粗气，我深感自责。几天前，母亲来电说，父亲老是觉得胸口闷，半夜要坐起来好几次，但他一直叮嘱母亲不要告诉我，怕影响我工作。母亲瞒着父亲给我来电，我反而劝说她，如果不严重，就等疫情结束后再到医院。

　　那日凌晨，母亲看父亲实在是熬不下去，便硬着头皮拨通了我的电话，送父亲到了医院急诊室。心电监护仪一用上，我看到快速无序的颤动波，心衰指标1550，急诊医生几乎是向我怒吼：“有症状这么多天了，却现在才送来，想过后果没有？”多亏医生迅速用药，父亲的喘憋缓和了些，他轻声叫我回去休息：“现在，工作是你的重中之重。我在医院里，有你妈在又有女婿照顾，别担心，我会好起来的。”我眼眶一热，难以抑制内心的愧疚——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身高不到160厘米，五官也不精致，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我心目中的高大形象。自部队退役后，父亲就被安排到乡镇从事血吸虫防治工作。说到血吸虫，老一辈应该不陌生。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着老百姓的健康。父亲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成了血吸虫防治工作的一员，查钉螺成了他的日常工作。我曾听老一辈说起年轻时的父亲，在小溪边、水洼地、田埂上，总能看到他戴着斗笠、卷着裤腿、佝偻着身体查钉螺。

　　父亲对查钉螺可谓是专一。现在，每年疾控中心还要组织春季查钉螺工作，父亲每年都不落。工作人员拿出一大把螺让学员们识别，年近80岁的父亲虽视力老化，但还是能第一时间给出正确示范。

　　除了血吸虫防治工作外，防疫部门还要兼顾多项工作。在我记事起，父亲常常给小孩子接种疫苗，每次看到父亲在学校给大家打接种针，我总有种自豪感，只见他拿出消毒后的针筒，抽上药液，然后熟练地扎进我们的三角肌……也许就是那个时刻，父亲给我埋下了学医的种子。

　　周末，我常常到父亲办公室做作业，经常看到父亲在认真核对冰箱里的各种疫苗并做好记录。他会告诉我，小儿麻痹症、痨病、腮腺炎等疾病是怎么来的，也会告诉我卡介苗是预防肺结核的、百白破是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的……有时，父亲会坐在我身边整理一些有关健康知识的资料，并带我去乡镇广播站。听着他的广播，我也因此粗略地知道了什么是疟疾、碘缺乏病、伤寒、麻疹等。

　　有空时，父亲会带我去各个村，有时是给村民检查牙齿，有时是去收集村民的排泄物。那时候，我不理解父亲为什么要干这么“恶心”的活。后来才知道，那是钩虫病普查。慢慢地，我长大了，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学医这条路。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也成了感染科人。感染科和疾控中心联系很密切，疾控中心的老一辈常常会在我面前夸奖父亲，夸他工作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每次回家，父亲都会问及我的工作，嘱咐我做事一定要认真细致，对待患者要像家人一样。如今，我的工作环境比他那个年代要好得多，医疗设备也越来越齐全精准，他教导我要倍加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尽己所能为卫生医疗事业奉献光和热。

　　鼠年新春，突遇新冠肺炎疫情，父亲早早来电。“做好自身防护，坚守岗位，能多干点就多干点。牢记医生的使命和职责，始终要冲在第一线。念心中责任，护万家灯火……”父亲就像照明灯，不断用他的“碎碎念”指引我前进。

　　从1月21日起，我就坚守在发热门诊。我和同事们自诩为“门神”，每个患者来院第一站就是发热门诊，我们是首诊医生，得详细询问现有病史、接触史、流行病学调查、体格检查、采集咽拭子标本、分析检验结果、CT片子等，才能做出初步诊断，排查疑似病例，不漏查任何一个可疑病例。

　　在诊疗过程中，我们碰到过一些急需帮助的患者。我曾在寒冷的雨天遇到过两天没吃饭又无处可去的患者，除了诊疗，不忘帮其点上两份热气腾腾的饭，力所能及地帮助他们；也曾遇上发高烧却无家属陪同的患者，在门诊呕吐不止并瑟瑟发抖，我立马拿上夜班自备用的小毯子裹在他身上，又让护士倒来热开水并帮忙联系家属；还曾遇上无妻无儿无女的山区独居老人，诊疗结束，又连忙帮其联系好，送往当地并给予生活上的关照。

　　当得知自己首诊的两名患者被确诊时，我也曾感到担忧，但在抗疫一线的我更多时候是积极、乐观的，也许是对医生这份职业的热爱，也许更多的还有父亲带给我的医路情结。“坚守岗位，能多干点就多干点。”这是父亲一直以来对我最频繁的叮嘱。特殊时期，我们都是凡人，每个人都是照亮自身岗位的那束光，寒冬也因此会变得明亮温暖。我想，这也是父亲希望我做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