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格物”到“致良知”

　　——浅谈王阳明与朱熹以及陈亮思想联系的历史疏证

　　□李文献

　　中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动辄就是几百上千年，朱熹、陈亮离我们八九百年，而王阳明离我们也有500多年，先哲的故事极具历史的厚重感，当我们把一位位先哲的人生经历作为对比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古圣贤多磨难”，朱熹如此，陈亮如此，王阳明也是如此，不经历生死磨难，不经历静思悟道，不可能有如此璀璨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思想迸发。

　　对王阳明我并不了解，所了解的不过是他的一些如雷贯耳的绝句，11月26日晚观看了舞台剧《王阳明》，才好好地去搜索了一些关于王阳明的人生轨迹，以及他的思想形成的脉络和过程。

　　一

　　王阳明（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汉族，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幼名云，5岁时改名守仁，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是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

　　传说他的母亲怀孕14个月才分娩，在他出生时，他的祖母梦见天神抱赤子在鼓乐声中自云端降落地上，出生后就把他的小名取名为“云”；传言王阳明4岁都还不会说话，直到有一天，一位高僧路过他家，摸着他的头说了句:“好个孩儿，可惜道破”，他的祖父就根据《论语》里的一句:“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把它改名为“守仁”，名字一改立马就能说话了。

　　王阳明（王守仁）出生时，家庭显赫，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年少有为，12岁时就读私塾。13岁，母亲郑氏去世，15岁就有经略四方之志，地方有农民起义，他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但没有被采纳。弘治元年（1488年）王阳明17岁在江西南昌成婚，结婚当日却因遇一道士，请教养生术，静坐忘归，第二天才被岳父找回。

　　弘治二年（1489年），王阳明18岁时，跟夫人一起回到家乡余姚，路过江西广信时拜谒了著名理学家娄谅，娄谅向他讲授“格物致知”之学，王阳明听后欣喜万分，之后遍读朱熹的著作，开始思考宋代儒学的所谓“物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具至理”的学说。为了弄懂和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有一次他在竹林面对着竹子，下定决心格出个理来，结果“格”了七天七夜的竹子，脑袋依然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发现，人反而因此生了一场病。从此，王阳明对“格物”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著名的“守仁格竹”的典故。

　　王阳明22岁首次参加科举不中，25岁再次参加科举还是落第，他的状元父亲开导他说，此次不中，下次努力就能考中了，但王阳明笑着回应说：“你们以不登第为耻，我以不登第却为之懊恼为耻。”足见王阳明对人生非常乐观自信和豁达。

　　弘治十二年（1499年），王阳明28岁，参加礼部会试，因考试出色，举南宫第二人，赐二甲进士第七人，观政工部。

　　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35岁，因上疏救言官触怒奸臣刘瑾，被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途中遭刺客追杀，佯投江而脱险，历尽艰险方至万山丛薄、苗僚杂居的龙场。虽然被在贬谪蛮荒、瘴疠饥馑的地方，他不仅没有消沉颓废，反而在“穴居讲学”，于石棺中悟出“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史称“龙场悟道”，由此奠定了影响东亚500年的“知行合一”的心学。

　　二

　　回望历史，史学习惯把“程朱跟陆王”作为对比，因为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致知持怀疑态度，世人就把王阳明说成“反朱”的急先锋；就像南宋陈亮因对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有不同想法，引发了三年之久的“王霸义利”之辩，由此也被视为事功学派是反理学的学说。其实，这些想法明面上看似有理，但他们之间，其实又都有非常深厚的渊源和内在联系的。若我们从王阳明的人生经历来看，他的心学未必不是启蒙于朱熹的理学。我们站在历史的脉络线上，不难看出，从朱熹到陈亮再到王阳明，他们的思想演进清晰可见：朱熹把儒学知识化，陈亮把儒学事功化，王阳明则把二者一并收进“良知”。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是在求证和反证中，不断地演进，都是在从“正到反再到合”中推陈出新的。

　　朱熹是理学大师，王阳明早年遍读朱的著作，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可以得知，王阳明早年是非常“遵朱”的，只是后来“守仁格竹”而不得后，才逐渐对朱熹的“格物致知”产生怀疑。

　　从弘治五年（1492），王阳明参加山东乡试，从其程文《所谓诚其意者》大段袭用《四书章句集注》，并在后来收入《阳明先生存稿》时也没删改，就可以看出，王阳明“少时实以朱学为入门”，他的启蒙导师无疑是朱熹。

　　王阳明从小研读朱熹著作，中年以前，并没有属于自己的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的“心学”理念的形成，是在中年以后，也就是正德三年（1508）被贬贵州龙场后悟道而成。在悟道前，他写《大学古本旁释》，把朱注的《大学》“格物”章节全文抄出，随后加上自己的按语：“既云‘穷理’，而又别立‘敬’字，是将心与理为二也”，首开“以朱攻朱”“以朱反朱”的先河。

　　王阳明晚年，嘉靖三年（1524）编辑《朱子晚年定论》，摘朱子书札34封，断言“朱子晚年实亦主向内”，并亲笔写序：“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王阳明不满足于“反朱”，而是要证明朱熹自身已孕育“心学”因子，从而把自己的“致良知”说成朱学“逻辑归宿”。

　　三

　　我喜欢陈亮，也想从王阳明身上找找与陈亮有关联的影子，毕竟陈亮和王阳明都是浙江人，在思想传承上必定有某种程度的关联。陈亮实事求是的事功思想，对王阳明必定有某种程度的影响。

　　嘉靖九年（1530）金华书院重刻了《龙川文集》，在卷首就有王阳明亲笔跋语的残页（南京图书馆藏），文字虽然已残缺不全，却保留了王阳明“壮其志而惜其未脱世儒之格套”这一句话。王阳明充分肯定了陈亮的“壮其志”，他十分欣赏陈亮“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气，更欣赏他把学术直接指向“事功”、指向抗金复国的现实担当。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狂者胸次”，与王阳明自己“知行合一”“须在事上磨炼”的主张气味相投。

　　但王阳明又“惜”陈亮“未脱世儒之格套”，认为陈亮的学说有局限性。“世儒之格套”主要说的是朱熹一系所强化的“外求、格物、补传、逐条考索”的工夫套路。王阳明认为陈亮虽反对朱子的道德史观，却仍把“事功”建立在对外在形势、利害、权谋的计较上，未能像心学那样“反求诸心”“立乎其大”，以良知定是非。换言之，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论证方式仍落在“逐物”层面，没有真正完成由“外”向“内”的翻转，所以他可惜陈亮穷其一生“未脱格套”。

　　从王阳明评论朱熹和陈亮可以看出，他评人的出发点和一贯的尺度，都是以“是否立乎良知、是否信得自心”为终极标准。他认为陈亮相对于朱熹向前迈了半步（重事功、重实效），却还差关键的“向里一念”，故既赞其“志”，又叹其“学未至”。这是目前所能见到的王阳明对陈亮最直接的文字回应。

　　王阳明在《传习录》的卷中，有答欧阳崇一的文字表述：“后世以辞章、事功为两途，于是有训诂、有驰骋，而圣门‘诚意’之学亡矣。”其中，“辞章、事功为两途”正是陈亮《上孝宗皇帝书》里批判朱学的原话，王阳明把它化入己说，将“事功”转译为“良知”发用。

　　自元代以来，金华、永康等一带的书院，用我们现代的话说，长期实行“双轨课程”：先读朱注《四书》以应科举，再读《龙川文集》以探寻解决时务的良策。王阳明的早期弟子范引年、钱德洪据说都曾到永康五峰书院抄读《龙川文集》，把“事功”理念带回绍兴，成为阳明讲会的议题之一。

　　王阳明的心路历程，从“格物”到“致良知”，经历了的三段演进。

　　先从朱熹把儒学“知识化”。认为“理”在物中，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必须“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通过积累最终达到领会贯通。其逻辑前提是“心与理为二”，认识过程必以“向外穷索”为工夫。

　　再从陈亮把儒学“事功化”。朱学“义利对立”导致“外王”疲软，陈亮遂以“王霸并用”撕开缺口：历史功业本身即含“王道”，不必外求“天理”。但他把“道”拉回历史现场的同时，也留下“心源”无人看管的问题。

　　王阳明总结两者，把儒学“心源化”。龙场悟道后，他提出两条纲领：第一是“心即理”——天理不再外求，一次性解决朱学“支离”；第二是“知行合一”——“事功”不再是外在勘验，而是良知当下的自我展开，一次性解决陈亮“外放”。

　　至此，朱熹的“格物”被倒转为“格心”，陈亮的“事功”被内化为“致良知”，完成一次“内圣—外王”的二次整合。

　　从历史的脉络可以看出，王阳明正是结合了朱熹和陈亮的理念，先求证，后反思，然后合二为一。从早年的“遵朱”、中年的“驳朱”、到晚年的“收朱”，并深度融合了陈亮的事功理念，创立了“心学”。

　　我们不难发现，王阳明的心学在思想层面，是朱熹的“性理”提供理想，陈亮的“事功”提供了现实。王阳明用“良知”给出了答案。

　　朱熹、陈亮、王阳明，三个人的思想为我们构建了一条从南宋到明朝中叶的理学演进途径，使宋到明的理学完成由“天理”向“良知”的过渡，也为近代中国提供了最后一次整合“内圣”与“外王”的系统性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