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黄浦画院

　　黄浦画院十周年，举办大型展览。

　　（上接11月6日5版）

　　差点丢了画

　　1980年，第一个日本美术代表团来访上海，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上海宾馆。

　　代表团由京都昭和画会组织，会长叫西尾草峰。这是日本很著名的一个画会。当时刚改革开放不久，双方见面、交流，有礼有节。

　　之后几年，中日美术交流进入蜜月期，联系愈加紧密。日本一家全国性画会——墨青画会就是其一，会长是油画家三水公平、副会长杉谷隆志。

　　1982年，为接待他们来访，美协安排在虹口公园举办交流会。这次交流由蔡振华和我担任主持，上海很多知名画家都来参加。交流会上，双方都安排了现场表演，日本人画，我们也画。我代表美协画了一幅画，送给懂水墨的杉谷隆志。第二天，日方人员全体来看乔木、戴明德和我的三人画展。其中一位日本朋友看中了我的一幅展画，很喜欢，拉住我要买。此后，我们成为好朋友，友谊延续至今。

　　与墨青画会的交流很融洽，又有利于民间文化传播，后来变成了长效的交流机制，我成为具体的联系经办人。每次展览，都有林风眠、谢稚柳、程十发、应野平、陆俨少的佳作，极得日本人的欣赏。

　　有一次筹备展览，记得那是6月底，天已经大热，我辗转一天，到各位参展画家家里取画，得20余幅，收获颇丰，但在外奔波一天却疲累至极。

　　我捧着一大捆画，乘坐公共汽车回家。这时我已搬家，住到了真如西村的文艺大院。

　　上车后，我特意捡了个靠边的座位。正值午后，一车人都昏昏欲睡。我跑路太累，车子摇摇晃晃，不知不觉也睡了过去。十几幅用报纸包裹，卷成一捆，隔天要送去装裱的上海大书画家的作品，就竖在我座位靠窗一侧。

　　车到站，我还没有完全清醒，懵懵懂懂地下了车，习惯性往家走。刚进家门，猛然想起工作，自然就想到了那卷画，立时惊出一身冷汗，脑子像挨了电光击打，瞬间清醒，顾不得和家人解释，拔腿往外跑。等我跑到车站，哪里还有公交车的影子。我心急如焚，片刻不歇，拦下一辆出租车，交代司机沿公交路线急急追去。当年，打车还是奢侈的事情，要不是急事，我很少打车。

　　出租车拐到武宁路，认出自己乘坐的那辆公交车就在眼前。司机掉头转到大渡河路，我向公交车师傅招手，示意有紧要事情。之后顺利登上公交车，一眼看到东西还在，才如释重负，松了一口气。要是找不到这些画，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发生这件事后，我工作越加仔细，生怕出现差池，后来直到退休，再没有出过类似问题。我后来想，每个人都要经历三四十年的职场岁月，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很多无法预料到的事，其中不乏困难和坎坷，甚至失败或挫折。这就到了检验智慧的时刻，智者总能从挫折中找到新的支点，继续前进。我差点丢失画稿，虽有惊无险，总难逃疏忽之咎。但我自此加倍认真，处处谨慎，又谁知是否在冥冥中避免了更大的祸患呢！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体会到，人生的历练就在日常当中，须珍视生活的回馈和警示。

　　创办黄浦画院

　　接待了几个日本访问团后，我也终于有机会走出国门。

　　1986年7月1日，美协组团第一次前往日本。沈柔坚带队，加上我和办公室主任陈鸿志，三个人。当时没想到，这次日本之旅，对我后半生绘画生涯，以及退休后的生活，会有这么大影响。

　　其时，日本是经济发达体，在世界经济榜单上名列前茅。中国经济刚刚起步，还捉襟见肘，我的第一次出国经历，很有代表性地说明了早期中国公务出访的境况。

　　上海还算经济条件好的地方，市外事办批给我们每人250元人民币，作为出访经费，这相当于我几个月的工资，在国内是不菲的一笔，换成日元约一万元，根本不够用。日方知道我们的经济状况，刚到宾馆，就给每个人量了身高尺寸，之后送给每人一套西装。我们在日本的公务活动，就穿这套西装，现在想来还觉丢人。

　　这次访日，行程都在关西。我们从大阪入境，去了京都、奈良，最后从名古屋坐飞机回到上海。东京没去，友好城市横滨也没去。在京都美术馆，有幸观赏了“法国近代美术名作展”，展品全部来自广岛博物馆。那时，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一个不大的广岛博物馆，居然收藏了如此众多的法国名家之作，令人感慨。沈柔坚也连称“意外的收获”。

　　当时是第一次出国，处处留心，但还是出了洋相。我们住在京都东急宾馆，晚上将近11点了，我正准备洗澡，沈柔坚来谈事情，开门出门，却不料门自动关上了。可是我还穿着短裤汗衫呢，又不会讲日语，好在沈打了一个电话给数百公里外的友人，再由友人告知宾馆服务厅，解了我们的窘境。

　　不过访问回来，感触很深，一是感觉干净，马路、街区干干净净，没有纸片垃圾，吸烟的人自觉在室外，甚至把烟灰弹在自带的小袋里；二是注意保护历史建筑，我们去古都京都、奈良，历史悠久的寺院比比皆是，因为保存得当，依然还在使用；三是政府重视文化，有总理大臣赏奖、文部相赏奖等，国民热衷参加大大小小的文化活动，很多社团、企业自发自愿扶持赞助，个人文化修养普遍较高。

　　当时，国内对传统文化重视还不够，与日本对比愈显强烈。当然，日本也有很多不好，但要进步，总要看到人家的好处。见贤思齐，知不足而后进。我就想到，如果上海也有一家民间画会，以此弥补政府画院鞭长莫及的缺陷，海派艺术空间将会更大，对书画艺术的发展会是好事。

　　因此从日本回来后，即开始筹备成立上海黄浦画院。作为上海首家民办画院，黄浦画院成立的过程，既顺利也复杂。回首成立经过，不啻为改革开放以后上海文化发展的历程，留下一份值得回忆的记载。

　　创办民间画院，与美协之间，与上海中国画院之间，与文化局、宣传部、政府的审批部门之间，得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不厌其烦。

　　首先是美协。当时，我是美协的正式在编干部，身兼多重工作，有公职在身。要办画院，必须美协同意。即便美协同意，可以预料，像“吃美协的饭，干私家的活”这种风言风语、冷嘲热讽一定少不了。此外，上海已经有个中国画院，是唯一的官方权威机构，我再另立山头，别人会以为我自以为是、自命不凡。

　　一番考虑后，决定先去找程十发先生，他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在上海美术界威望最高。我在画院工作期间，和程先生同一间办公室，彼此熟悉。但熟悉是一回事，办画院又是另一回事，创办黄浦画院的事，吃不准他的看法。我硬着头皮去向程先生汇报，哪知程先生听完，毫不犹豫地表态：“中国画院现在死气沉沉，多几家好，有竞争，才有活力。你办起来，我介绍人参加，我家人都参加。”

　　大喜过望之下，我趁机请他担任名誉院长，问他有什么要求。程先生说：“振郎，我什么都不要，这个名誉院长我愿意做。”

　　事隔多年，忆起当时，程先生的担当和爱意令人感佩。正是程先生的表态，做名誉院长，不但中国画院没有提出反对，还带动一大批画家加入黄浦画院。在创办之初经费拮据时，他慷慨捐赠一万元供我们周转使用。

　　接着，我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丁锡满家，请他支持。他当场写了一封亲笔信，同意办黄浦画院。再去找市政府新闻处处长敬元勋，他也同意，还愿意做顾问。警备区司令任永贵少将，爱画画，收藏了很多书画。我和他谈起想成立民间画院的事，他很高兴，也答应做顾问。后来，警备区的参谋长顾今生也做了顾问。市文化局社美处孙学铭处长支持我的想法，也担任顾问。我一圈走下来，事情出乎意料的顺利。当年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开放，也敢于承担责任，做事爽快。

　　文化部来了调查组

　　美协既是主管部门，也是我的工作单位。美协的态度如何至关重要。我先找了吕蒙，他是老资格的领导，担任过美协秘书长，在美术界有威望，但我们有同乡之谊，也比较熟悉。其时，他已中风，且日渐严重，出行靠轮椅。他听了我的汇报，马上表示支持，也愿意做顾问。

　　当时徐昌酩已接替蔡振华担任秘书长。我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这次从日本回来，受到很多启发。邓小平同志说要解放思想，要开放，我们也要开放一下，给画家们更多机会，我想创办个民间画院……”

　　徐昌酩听后，谨慎地说：“这要和沈柔坚商量，你是美协的人啊。”

　　“正因为我是美协的人，才想到这个主意，美协不是要多渠道发展美术事业吗？现在不要美协费心，一不出钱，二不影响工作，有何不好？请你支持。”

　　“中国画院什么态度？会不会有意见？”徐昌酩顾虑重重。

　　我马上回答：“程先生家我去过，他很支持。程先生还会担任名誉院长。”

　　听了我的话，徐昌酩说：“我考虑考虑。”

　　民办画院是个新鲜事物，有很多未知数，作为领导当然考虑要多一些。

　　此时，我再去找沈柔坚。我说：“老沈，我们要成立画院，请你支持，做个顾问。吕蒙、程十发都说好了。”

　　沈柔坚和我刚从日本回来，他也观察到日本民间画会的风生水起，颇为赞许，当然会支持我的想法。

　　后来，徐昌酩还特意找过我一次，过问具体细节。他问：“你这个社团成立在什么地方？”

　　我说：“由黄浦区文化局出面，出场地，他们非常支持。”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由于黄浦区一手操办，名称也是叫的黄浦画院。区文化局局长陆元德、副局长顾忠慈，帮了很大的忙。我担任黄浦画院的法定代表人、院长，秘书长王家骅。

　　1986年9月13日，距我访日回来两个月不到，上海市黄浦画院就正式成立了。成立大会来了三四十位书画家，除了聘请的顾问，吴青霞等画家、胡问遂等书法家都到场了。

　　黄浦画院是改革开放后全国第一家民办画院，在全国美术界引起轰动。后来，文化部派来一个调查组，调研上海怎么又出现了一个画院。那时是计划经济时代，即使在企业系统，民办的还不多，更不要说画院这样的文化机构。我们以“知名带无名”“民办公助”“自筹自支”为方针，设立了创作奖励基金会、青年山水画研究会、青年花鸟画研究会等，在国画、油画、版画等多方面，都培养了大量人才，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也利用这个平台举办了多场展览。

　　1996年，黄浦画院成立十周年，我们在上海展览馆西厅举办大型展览。这是在上海展览馆举办的第一个民间画院展览，经费靠集资，约20万元，开幕式上来宾就有700多人，包括40多位外宾。展览结束后，同时以中文和日文出版大型画册、手册。

　　这次画展，画院给予很多画家润笔费，当时这算是新鲜事，不少画家都是第一次拿到报酬。在上海美术界，我是较早迈出市场化步子的画家。我常说，市场是衡量价值的最公平尺度，一个画家是否有真本事，是否受欢迎，让市场来评估。市场化也是黄浦画院运作的基础，黄浦画院开过画廊，也办过“逸园酒家”。

　　30多年来，先后加入黄浦画院的画师和创作员近200人，近一半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或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黄浦画院在国内外举办各种展览超百次，出版画册40余集，经画院无偿培训的学员多达千人次。同时，黄浦画院在日本、泰国、新加坡等国先后举办多场书画交流，尤其与日本往来最为频繁密切，和多家日本民间社团建立定期艺术交流惯例。

　　此外，黄浦画院还热心公益，向社会捐赠公益书画作品，组织画师深入生活，参加市、区、街道的文化文艺活动。

　　由于独特的创立背景和运作机制，加上多年的社会影响，中国美术馆编撰出版大型《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以及《上海美术志》等大型志书，都特别记载了上海市黄浦画院。

　　30多年来，上海市黄浦画院举办的活动实在太多。我对它付出了大量心血，像对待自己的儿女一样，期盼它成长、发展、壮大，不要半途夭折。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