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西藏

　　（上接9月27日5版）

　　第一次坐飞机

　　1974年初，沈柔坚来到上海中国画院，担任党总支书记。因为有过往渊源，能重新有机会一起工作，我非常高兴。只是，他在画院没待多久。几个月后，调去文化局当副局长。

　　其间，适逢上海革命委员会动员美术工作者支援西藏。

　　1975年9月，西藏自治区准备筹划一个大型美术展览，以雕塑为主，辅以绘画，颂扬人民当家作主的自信豪迈。沈柔坚主持会议，动员大家积极报名。

　　沈柔坚没想到我报名，他知道西藏条件艰苦，怕我受不了。他说：“振郎，你身体吃得消吗？” 他见我态度坚决，又说：“你家里小女儿太小，大女儿读小学，爱人也上班，怎么照顾得过来？”

　　他是为我着想，我说：“去西藏的机会不多。这些年写生，我去了很多地方，但西藏地貌壮观、景色奇丽，有内地难得一见的自然景色。我已经转型画山水，想去见识一下那里的奇幻风光。”

　　我是党员，又在美协工作过，而且此时已是有名气的画家，各方面都符合条件。沈柔坚不再说什么。不久，我便被定为援藏人选。

　　当然，我报名援藏，除了进行艺术创作，还有其他原因。比如，进藏可以坐飞机，我没坐过；听人说西藏海拔高，自然条件艰苦，生活条件落后，我想现在年轻，适应能力强，现在不去，以后可能没有机会。除此，还有好奇。我想亲眼看看这个同一块版图上的神秘地域，到底有怎样特殊的风土人情，布达拉宫是不是真和画片上一样雄伟……

　　这次援藏，上海派出五人小组。除了我，还有油雕院的魏景山、美术设计公司的张连、博物馆的裱画师傅戴永杰和戴家骅，两个裱画师傅都很年轻，说是西藏条件艰苦，不敢派年纪大的老师傅去。西藏可能没有裱画师傅，即使有，裱画工艺也一定不及上海。上海裱画工艺精湛，水平之高在全国名列前茅，他们既可以在那里为展览出力，也可以培养人才，甚至留在那里也未可知。戴家骅最小，才20岁。为了区分，我在心里将他们分别叫大戴和小戴。

　　进藏的组织工作细致周到，因为我是党员，又担任过美协机关党支部的组织委员，有党务经验，被委派为此行的党团代表。

　　3月6日，我与大戴、小戴三人乘火车从上海出发，魏景山和张连已经先一步坐船沿长江而上。我们约好在成都集合。成都是进藏的门户，每周有一班飞机从这里起飞。机型是伊尔18，前苏联伊柳辛设计局设计的四发涡轮螺桨短程客机。说是安全性极高，四个发动机，坏了两个还能照常飞行，应付西藏的恶劣气候绝没问题。这个说法，给初次坐飞机的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五个人都是第一次坐飞机，紧张又好奇。20世纪70年代，能坐飞机，绝对是特殊待遇，不是人人都有机会的。

　　我们进藏，一番周折，飞机坐了两次。第一次起飞，遇到大气浪。大家返回成都继续等，其间不是大风就是落雪，12天后，才被允许再次登机。等待是世上最漫长无聊的事。我们打发时间，看了很多地方，包括大地主刘文彩的庄园。看庄园是为工作，为了进藏之后的泥塑创作。还有杜甫草堂、武侯祠、都江堰、二郎庙，大饱眼福。成都真是锦绣之地，从自然到人文都异彩纷呈。

　　再次出发那天，天蒙蒙亮，我们便赶到机场。还算顺利，天亮后，飞机就起飞了，很快飞进西藏的云彩，也许这里真的离天更近，空气透明洁净，天空湛蓝通透。两个小时后，我们安全平稳地降落西藏机场。一落地，我就急于看西藏风光。也许高原春来晚，机场在雪山脚下，一片荒凉，蓝的是天，白的是雪，剩下一片单调的枯草颜色。

　　5个人中只有我吸烟，跟沈柔坚、张云聘学会的，下了飞机，我就不停吸。小戴最年轻，身体最好，第一个出现高原反应，晕倒了。其他几个人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不适，很快接二连三地倒下。也许个子小，血液到心脏回流快；也许我刚刚吸的几支烟，提升了适应性。总之我还好，一边和当地同志接洽，一边作为领队，照顾大家。

　　我们常年生活在上海，海拔4米左右。在成都平原候机适应，海拔也不过500米。一下子降落在拉萨3600多米的高海拔，几乎所有人难以适应，所以我的表现令自己都有些意外和惊喜。

　　从机场到市区也要两个小时，感觉真远，我的注意力都在窗外的景物上。车开了很久，见到的景物，与我心中的预想完全不同。路上尽是绵延不尽的大片草甸，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牦牛。

　　吸着氧气参加欢迎会

　　好不容易到了布达拉宫下的西藏革命展览馆，那里既是我们工作场所，又是住宿之处。

　　对方非常热情，已经准备好一长条桌吃的东西。本来初来乍到，大家对当地食品都有兴趣，奈何高原反应太折磨人。其他几位都没动手，只想躺下休息。只有我吃得津津有味。接待人员早就预见我们的情况，准备了氧气，给了药。几个人吸着氧气，参加完欢迎会，魏景山、小戴就被送进了拉萨人民医院，后来张连也住院了。我和大戴两个没住院，恰巧我们俩都是党员。

　　高原日长，抵达的当天下午4点，太阳还高高地悬挂在半空中。不料好景不长，前面还在沾沾自喜，这时也开始不适，头痛，流鼻血，走路打飘……我感觉不对，因为几个同伴的反应症状，已经有了经验，于是尽量减少活动，注意休息。3天后，我已完全适应，可以正常开展工作。其他几个人仍在恢复之中。

　　后来我知道，身体越好、个子越大，肌肉越强健，高原反应越激烈。人体真是个神奇的组织，高原反应让人难受，却是正常的应激反应。在上海，我们出发的时候，沈柔坚还在为我担心，他拍着小戴的肩膀，说：“你没问题，胡振郎不行！”沈柔坚的判断符合绝大多数没来过西藏人的认知。没想到，小戴第一个倒下，我第一个开始工作。

　　西藏解放后，包括早期的进藏驻藏人员，后期的援藏人员，陆续从内地到来，其中不乏书画爱好者。但在我之前，据说只来过油画家，没来过专业国画家。很多人听说上海画《兽医姑娘》的画家来了，都来见面。我那幅画，经《人民日报》等报刊发表，后来又绘成年画，据说在西藏许多人家里都有张贴，因此影响很大。当时，进藏的画家少之又少，我算较早的开拓者。

　　几天后，北京、沈阳援藏的艺术家陆续也到了，他们来自中央美术学院和鲁迅美术学院，都是雕塑系的。许多雕塑家此前还在五七干校参加劳动改造。对于他们来讲，能摆脱沉闷无聊的政治环境，到神奇的高原体察藏地风情，又能从事自己热爱的艺术工作，无异于旧貌换新颜。

　　援藏队伍，上海来得最早，沈阳来的人最多，有20来个。人多了，我们就成立了援藏临时党支部。

　　祖国幅员辽阔，西藏虽然同样采用北京时间，但拉萨地理经度上时区为东六区，和上海差了两个时区。每天太阳落山很迟，但天亮得也不晚，因为是高原，能最早见到日光。

　　来之前，就知道西藏艰苦，但现实的艰苦程度，仍然超出想象，哪怕在拉萨这样的自治区首府。贫瘠的高原，落后的生产方式，匮乏的生产力，除了青稞都不生产。援藏人员的所需物质，细碎到一克食盐，都要从内地运输进来。一个人进藏一年，需要同时支援不少于一卡车的物资。川藏线和青藏线被称为生命补给线，公路上跑的基本是军车，源源不断输送物资。

　　每天早晨，我们吃稀饭，偶尔外加一个馒头。这在藏区是优待了。接待人员说，我们是自治区的尊贵客人，所以要特殊照顾。藏民一年四季，从生到死，就是吃青稞和酥油茶。领主家也只是偶尔能吃上土豆。中午，我们吃一碗饭，加萝卜汤或者绿豆汤。日复一日，天天如此。不要说享受，连吃下去都勉强，吃到后来大家面有菜色，偶然聊起上海的美味佳肴，回沪之心有增无减。

　　其实自治区政府对我们非常照顾。为了增加营养，进藏人员每人每月发一斤白糖，这样早晨吃稀饭就可以拌进去。而且，特别从四川请来烧饭师傅。虽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却不影响我们对自治区接待工作的感激。

　　进藏快一个月后，大家的身体才恢复健康，其实是适应了。几位同伴出院后，有人提出要回上海。我一听就急了。刚来一个月，创作还没开始，就只有我给拉萨机场画了两幅山水画，怎么能打退堂鼓，我是领队，又是党团代表，不好交代。赶紧做他们工作，连安慰带教育，目的只有一个：“留下别走。”

　　不同的葬俗

　　因为供应的饭菜实在单调，有人提议去打鱼，而且藏民不吃鱼，也不会和他们有冲突。我也同意。

　　一开始打上来不少鱼。这种鱼其实不好吃。高山冷水鱼，鳞厚而坚硬，肉硬而粗糙，但总比没有强多了，因而有一阵吃得津津有味，补了营养，关键是抓鱼也有许多乐趣。

　　但抓鱼很快停止了。有一天，中央美院有个援藏干部，打上来一条“大鱼”，发现是一具尸体。后来了解到，藏民的葬俗和内地差异巨大。在西藏，有天葬，也有水葬。我们就是碰到了后一种。此时才把这件事和藏民不吃鱼联系起来。从此不提捕鱼，更不敢吃鱼。

　　很快，另一葬俗天葬，也和我们沾上边。此时，魏景山和张连已经回上海。剩下我和大戴、小戴。大戴当过兵，熟悉武器，会打枪。当时，西藏革命展览馆有两个馆长，都是汉人，进藏干部。一个来自四川，姓米，一个来自北方，姓薛，都是部队转业干部。藏区艰苦，没有什么娱乐，没事就聊天，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上海又是大都市，特别希望我们讲大上海的故事。他们也讲自己的经历，彼此关系融洽。

　　当时，一些汉人干部为了防身，都配了枪。相互熟悉了，他们有时会把枪解下来，让我们看。一次，大戴向薛馆长借枪，说想去打兔子。

　　大戴借到枪，很高兴，想着要有兔肉吃，第二天天不亮就起床。他出门时，天光微启，只有一丝光明。草甸上兔子多，他拔枪在手。兔子跑，他就追，越追越远，怕赶不上，他就对准放了一枪。一声枪响，无数鹰鹫应声而起，鸣叫着四散飞走。

　　大戴这次闯了大祸。原来当天有天葬仪式，天葬师傅做好准备，已经将鹰鹫聚拢而来，被大戴的一声枪响，都惊走了。接下来的天葬无法进行，死者家属告了状。

　　自治区非常重视。藏人视死如生，认为灵魂生生世世，如果死者的往生被打扰，这是弥天大过。上面调查，找到馆里来，大戴吓坏了，反复解释。后来，大戴没事，馆长被批评。我是领队，也负有管理责任。后来派了会说藏话的翻译去解释，真诚道歉，事件才平息。

　　事后，我们半开玩笑地说，打鱼，碰上水葬的；打兔子，惊扰天葬仪式。还是吃萝卜吧。西藏的萝卜大，抱在手里像个婴儿般肥壮。但是空心的多，不好吃。我们援藏期间，就这一种蔬菜。

　　1974年4月，胡振郎在西藏林芝河畔。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17)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