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路

　　（上接8月2日4版）

　　回到胡塘下村

　　1957年深秋，我在杭州读了将近三个月进修班，信心满满地准备考大学。不料，进修班意外关闭，徐教授一去不复返，完全打乱了我的计划，怎么办？萧山工厂的铁饭碗已经辞了，厂长也说了重话，无论如何不能再回去了。

　　只有回胡塘下村，找阿哥落脚，暂且维持生计，再谋出路。时值萧瑟初冬，我的心也一片冰凉，失望的沮丧伴随前途未卜的忐忑。我买票乘车，回到家乡，随身携带我的户口、档案。

　　阿哥在大队担任支部书记，见我回来，并未埋怨半句，交代我去县里把组织关系交掉，再把户口送到镇上。

　　我听阿哥的话，一一照办，然后回到村里。乡亲们知道书记的弟弟回来了，受过教育，有文化，虽然没有读过大学，但仍把我当秀才对待。村里有个祠堂，以前，全村的集体活动都放在那里，大队、支部、食堂都设在里面，当时已经开始大办人民公社，吃大食堂。祠堂里面也办了夜校，阿哥让我当教员，给村民们扫盲。他自己也来学习。我从来没有当过老师，但教教这些不能识文断字的乡亲，还算绰绰有余，毕竟在这里我是首席知识分子。晚上来上课的人不少，一时间热火朝天。

　　我们那里有个黄岩殿大水库，就是那时候我阿哥组织村民建起来的。修水库是大工程，要全员出工，挖土、装土、挑石，人人参与，我也不能减免。

　　好在我被安排最轻的活：统计工分。我是怎样统计工分的呢？能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每个参与者接受，就是发放竹签。我站在挑土必经路口，看路过的人筐里有土，就发给竹签。一天的劳动结束，统计竹签数量，按签计分，多劳多得。一般来讲，平均每人每天能拿到20签的工分。挖土装石的人，则取平均分。

　　我知道乡人羡慕我，认为我干的活轻松。其实，哪里有人知道，当我轻轻松松发着这些小竹签时，我内心是怎样的悲凉。本来，我该站在大学校园里，坐在教室里，或者去野外采风写生，现在，站在山坡上，用小竹签统计工分。我认为我的痛苦与乡人的痛苦，不是一回事，心中充满着怀才不遇、大材小用的失落，情绪跌到了低谷。

　　此时，阿哥已经结婚。嫂子是西溪镇义门村人。5月，鲜花开遍原野的时候，听说义门村里的会计不可靠，账目做得也一塌糊涂，要重新请一个会计。后来就通过嫂子，找到我，让我去义门顶会计的工作。义门离胡塘下十多公里路，要进山。那里山清水秀。我住在一栋房子的二楼，前后空畅，放眼四望，皆是青山绿水，门口一条小河清澈流淌，叮叮咚咚地在太阳下闪着光。每天，我就打这里的水，喝水、烧东西都用它。稻米由姑妈和阿哥供应，村里人给我随便摘些蔬菜，吃喝不愁。做会计，我有底子，在萧山铁工厂向任会计学过，任会计不在的时候，还顶替了一段时间。做了一段时间，没有什么问题，村民们说外地人做账公平，这就是在表扬我。在这儿，我恍然有种“忘路之远近”和“怡然自得”的超脱感，因为一人过日子，闲暇时颇多，于是再拾书本，脑子里不时盘算着再考大学的事情。

　　一波三折报考路

　　1958年对于我是不平凡的一年。我会计工作做得顺手，村里也不能让我闲着，不时派点任务，好歹都是有“技术含量”的活。当时全国都在搞技术革新，农村也不例外，我们村改良了打谷和犁地的工具，既省力又高效。乡里听说后很有兴趣，让我整理好材料，跑一趟，送到乡里。

　　我来到当时的棠溪乡政府，边办事，边等候，随手翻看报纸。

　　只有乡里有报纸，村里没有。巧得不能再巧，在《浙江日报》上，我居然看到了“全国高等院校统一招生考试”的启事。再仔细看，我心仪的浙江美术学院也名列其中，它刚由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改名而来。我在乡政府把启事仔仔细细读了一遍，心情非常激动，好像自己一直等待的就是这个机会。临走前，我对乡干部说：“这张报纸给我好吗？”对方很爽快，一挥手让我带走。

　　我拿好报纸，片刻不停留，马上回到村里。如果说看到报纸的那一瞬，我决定参加高考的想法，还有感性的成分，那么在回去的路上，这个念头更加坚决，已经成为一种理性的坚定。

　　在房间里，我逐字逐句又读了招生启事，重点看报考的流程和时间。里面的信息真让我庆幸。1958年，中国高考的招生流程是这样的：考生先进行体检，之后递交申报材料，审核通过后给予考试资格。体检是第一关，但体检点并非随处都有，专职的招生体检队由上面派下来，只设在县级医院。我查看永康的体检，恰好截止到第二天，之后体检队就要移师其他县城。我找来日历，认真核对了一下，当即决定第二天赶往县城参加体检。

　　第二天一早，我从义门先回到胡塘下，到村委会，找到阿哥开证明。阿哥得知我要去报考美术院校，很支持，马上为我开好证明，证明说“胡振郎是本村肄业青年，准备投考……”我怀揣证明，不敢耽搁，立即上路前往县城。胡塘下村到城区，二十多公里，我经常走，那天心中焦急，有对报考的渴望，有对担心错过机会的焦虑，觉得路程特别漫长。

　　我一路疾步赶到医院，已经下午四点。这一天我走了近五十公里路。我找来找去，发现医院已经人流稀落，一副下班的样子，心里不觉慌起来。

　　到了招生体检的房间，我发现只有一个护士。我说自己是来报考体检的。护士既惊讶又遗憾地说：“哎呀！他们刚刚已经走了。”我一听，更加着急，差点哭出来，连忙解释。我说我昨天才看到报纸，赶过来实在不容易。

　　护士同情我，说：“别急，你明天一早来，我给你检查。我们检查要医生护士配合，我一个人不能做。”她的话给了我安慰和希望。我当晚找了个旅馆住下，睡不着，在忐忑中等待天明。

　　翌日一早，我就去体检的地方等。

　　医生和护士给我逐项做了检查。辨识色谱的时候，我又出现了意外，两个颜色怎么都辨别不清。医生让我仔细看，慢慢来。我心里着急，越着急，越看不清。医生说：“你要投考美院，色盲是不能报考的。”我把昨天赶路的经过向医生描述了一遍，诚恳地说：“我没有色盲，一定是太累，影响了视力。”

　　好心的医生和护士信了我的解释。我顺利拿到合格的体检表。事实证明，我的确是因为疲劳影响了视力。否则，我怎么能成为一名画家。

　　我拿着体检合格表走出县医院大门，是上午十点半的光景。我从永康赶到金华，走五十多公里路，去正式报名。

　　浙江美院在浙江共设了三个招考点，杭州、宁波和金华。金华地处浙中，当时设金华地委，下辖十一个县，地域广大。我当晚赶到金华，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天完全黑了，就在婺江边一个小旅馆住下，准备第二天报名。

　　金华考区的报名点在市中心，我把村里开的证明和体检合格表交上去，以为会很顺利。谁知工作人员检查后说：“你这个材料不好报名啊，证明开得不对，应该开待业青年证明，你开成了肄业，不符合报名条件。”

　　我一听就急了，我报名本来就临近截止期，如果再出意外，将意味着错过今年高考。对于我来说，再等待一年，是一种惘然，一种惘然中的恐慌，伴随着遥遥无期、深不可测的不确定。

　　我说：“那怎么办？”

　　“报名可以，你的证明只能重开。”我听了答复，二话不说，立即起步，马上赶回胡塘下，到村里重开证明。

　　从白天走到黑夜，寂静的山路上，就我一个行人赶路，有时万籁俱静中传来一两声夜鸟的刺耳啼叫，特别惊心动魄。

　　回到家已是半夜三更，我一夜无眠。第二天，我开好待业证明，重回金华报名。

　　我再次出现在金华报考点的时候，虽然昼夜兼程，但丝毫不觉疲累。

　　我按要求递上三样东西：体检合格表、待业证明、三张素描作品。

　　收报名资料的老师认真核对完，说：“咦，你怎么没有学历证明？”

　　我一听还缺少东西，既惊又吓，加上劳累，顿时瘫软在椅子上。此时脑子一片空白，连话也讲不出，更不用想再回去补材料。我彻底放弃了。

　　招生老师很同情我。问了我的情况，得知我在金华一中读过书，马上让我去学校开张学历证明。

　　这次，不用走太远的路。我到金华一中，找到教务处要求开学历证明。但心里的焦虑，丝毫没有减缓，难道我真的不该上大学？万一没有我的档案呢？他们愿意给我开证明吗？

　　幸好，金华一中是有历史传承的百年老校，档案管理得很好。经办老师很快给我出具了一份证明，内容包含我的简历、成绩等信息，证明我在金华一中读过一年书。

　　当天的报名时间已过，只能第二天再去办理手续。而次日就是报名截止日，如果再有意外，我真是没有任何补救时间了。几次节外生枝，使我情绪紧张，如惊弓之鸟，坐在小旅馆的床上，食不知味，睡不安眠，在惶惶不安中，总算打发掉难熬的时间。

　　时值6月上旬，天气日渐炎热，我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到招考办，是穿着一件衬衫。仍然有来报名的人，陆陆续续报好名离开。

　　报名材料递进去后，招生老师叫我等着，他们要研究一下。我坐在门外等待，这时感觉已经无望了，也无可奈何，只有等待安排好的命运降临。

　　等啊等啊，约摸两个小时后，招考老师对我说，他们研究过了，认为我符合报名条件。于是给我发了报名表，并还给我一张素描。三张素描，他们留了二张，说够用了。那张还回来的素描，我如今还保存在画室，上面有报考审阅的相关标记，是我这段报考经历的记忆凭证。

　　办好报名手续，走出招考办的大门，艳阳高照，回头看看这几天我数次登门的地方，回想起自己为报名走过的几百里山路，着实觉得辛苦和疲累，又着实感到心情轻松，回到旅馆好好地睡了一觉。

　　我的1958年，我的高考之路，我遇到了这么多的好人，无论是当年还是后来，每当我想起这段经历，我都感慨万分。

　　凡十八岁以上，无论贫富贵贱，有能力者都可以报名参加高考。毛主席的这条指示，让我这个穷小子真的梦想成真。

　　该画名为《走出山门》。1958年4月，我去嫂嫂家乡义门村当会计。6月初，我得知统一考试，经过曲折反复的审核过程，总算度过了许多关口，完成考试。8月初，我接到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的入学通知书，从此走出山门，实现了求艺之梦。

　　画途追梦——《胡振郎口述历史》连载(9)

　　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