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金庸

　　应忠良

　　3月10日是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他和永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小时候为避日寇曾随学校师生南迁，风餐露宿永康；小时候，他受陈和祥先生的《童谣大观》影响，2007年他专门为再版的此书作了一篇长序；2002年，金庸作品《天龙八部》在石鼓寮景区拍摄；他的好友应忠良和他的博士研究生卢敦基均是永康人。在此，我们编发应忠良先生《我心目中的金庸》一文以飨读者。

　　编者按

　　工作结缘：重友情的金庸

　　1994年4月，浙江省政府领导在黄龙饭店宴请金庸先生，我因工作关系与金庸结缘。机缘巧合，两年多后，我调任海宁市市长，成了金庸先生的“父母官”，也增加了我们的接触交往机会。金庸先生几度回海宁省亲观潮，我都参与了接待。记得1997年的那一次，与先生一道来海宁观潮的有周光召、杨振宁、查济民等先生。多年来，金庸和他的武侠小说风靡华人世界，我觉得金庸现象与研究，在今后很有可能会成为一门“金学”，作为他的故乡海宁，应该有所作为，由此有了复建金庸旧居“赫山房”的念想。

　　1998年4月，我赴香港公干，其中一件事就是携带金庸旧居修复草图，拜访金庸先生。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认真讨论方案。回来后，我们根据金庸先生的意见对草图进行完善，很快开工。次年9月，主体工程落成。

　　2000年夏秋之际，我从海宁调回杭州工作。为此，金庸先生在世贸饭店专门设宴请我吃饭，还为我题写斋名“和静轩”。

　　算起来，我见过金庸六七次。1996年11月还参加了他在杭州的“云松书舍”捐赠仪式。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11年的元月。

　　那次我和女儿去香港看望他，金庸携夫人请我们在香格里拉饭店吃饭。毕竟年事已高，一开始跟他聊的时候，他反应有点迟钝，过了一阵，尤其喝了一点红酒之后，他的反应越来越敏捷。那时候社会上谣传金庸去世，饭吃到一半的时候，他竟然主动说起这个话题，你们知道不知道，社会上（有人）说我死了。我们一听，都蒙掉了。好在他本人笑意盈盈，一点不恼的样子。那天吃饭，他越吃越开心，越喝越有神采，还心情大好，又是题词，又是合影留念。

　　前几年应出版社之邀，我作为第一作者与另二位学者写了一本《乡踪侠影——金庸的三十个人生片段》。我通过收集资料和写作，更加深了对金庸的认识。我印象里的金庸十分儒雅，很有亲和力。某种意义上讲，他属于敏于思讷于语的那种，善于用笔头来表达那就更不用说了。

　　他给我印象比较深的还有几点：他十分好学，记忆力强，知识非常渊博，到了80多岁，他还去剑桥大学读书拿到博士文凭。

　　此外，就是他的人文与家国情怀。他们那一代人，见证了我们国家的民族灾难，经历坎坷，但始终保有对国家民族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以及对家乡的那种浓浓的游子之情。这一点在金庸身上也是非常突出的。

　　金庸关心关注海宁、嘉兴及至浙江的建设发展，一次次回到家乡，看到家乡的变化发展，非常高兴和赞赏。

　　1998年，他在赠我的《书剑恩仇录》扉页上，写了八个字：桑梓建设，多赖宏图。他希望家乡能够加快发展，我想这也是他对于我这位“父母官”的期勉。

　　还有一点，金庸尊师重教，回浙江走了许多所学校，开设讲座，捐赠图书，与师生互动，勉励后来。还多次看望当年的老师，比如章克标老先生。

　　金庸去世以后，浙大校友会、杭州市图书馆、园文局、杭州市作家协会等请我去分享跟金庸的交往点滴，我所讲的题目就是“我所认识的金庸”。虽然他已离我们而去，但是他音容宛在，精神不灭。他的家国情怀，他的民族大义，他对之于文化传统的守望和弘扬，都令我们印象深刻，念念不忘，令我们永远怀念。

　　今年三月正逢金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为了纪念他，去年下半年开始，我策划、发起，联合省文史研究馆、浙江日报、海宁市政府等，3月29日将在我的杭州永禾艺术馆举办纪念金庸大型图片、实物展览及讲座等活动。

　　金庸家世：一门十进士

　　金庸，原名查良镛，1924 年 3 月 10 日（农历二月初六）出生在钱塘江北岸海宁袁花古镇一个名叫“赫山房”的大宅子里。

　　据《袁花镇志》及查氏宗谱记载，明清海宁査氏一族中进士者22人，举人 76人。光有清一代，进士16人，举人 59人。

　　康熙年间更是“一门十进士，叔侄六翰林”，传为佳话。明清以降，袁花査氏家族出了许多的名臣、诗人、书画家、藏书家以及实业家等。比较著名的有查继佐、査慎行、査嗣瑮、查嗣庭、査昇、査济民等。当代名人査良钊、査良鑑、査良铮(穆旦)亦是析居外地的族人。世称海宁査家是“唐宋以来巨族， 江南有数人家”，实乃名实相符。

　　金庸的九世祖查昇，为清初诗人、著名书法家。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入直南书房兼侍读学士，深得康熙赏识，得赐御书匾额“澹远堂”。

　　金庸的祖父查文清，是光绪十二年进士，曾任丹阳县令。父亲查楙忠，又号枢卿，与茅盾是中学同学。母亲徐禄，是徐志摩的堂姑妈。

　　1938年底，日寇南侵，查家举家渡江南逃，落脚慈溪庵东镇，一住几年。贫病之中，弟弟良栋和母亲徐禄先后亡故。此时，金庸正在省立嘉兴初级中学，辗转流亡浙南读书。徐禄亡故三年之后，查楙忠续弦，小其17岁的顾秀英成了金庸的继母。

　　金庸姑母查品珍，系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蒋百里的原配。蒋英、钱学森系金庸的表姐和表姐夫。当时的中央图书馆创馆馆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蒋复璁是蒋百里侄子，也是金庸的表哥。

　　求学时光：金庸路过永康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诗书传家是查家的传统，金庸从小养成了喜好读书的习惯。1936年，他考入省立嘉兴初级中学（今嘉兴一中）读书。

　　1937年11月5日，20万日军在大雾的掩护下从杭州湾登陆，大肆烧杀抢掠，嘉兴危在旦夕。校长张印通不顾经费不足和前途艰辛，毅然带领师生南迁。

　　徒步跋涉了近两个月，经富阳、桐庐、建德、金华、永康、缙云，终于在1937年12月下旬到达丽水碧湖镇。

　　回忆起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金庸说：“当时我们才十二三岁，每天要步行七八十里，风餐露宿，非常艰辛。走不动了，就唱支歌……”

　　1938年8月，浙江省立联合中学成立，9月，金庸进入初中部继续学业。初三那年，他与同学合编《献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公开出版发行，成了一本畅销书。

　　1939年下半年，金庸进入联高读书。高一时因撰文嘲讽训育主任，濒遭开除，幸得原校长张印通的帮助，改为退学并于次年7月转入衢州中学继续学业。

　　彼时，他一边学习知识，一边以查理笔名在《东南日报》副刊上频频发表文章，崭露才华，鹤立鸡群。

　　步入社会：金庸当记者

　　衢州中学毕业后，金庸去往重庆、湘西求学、谋生。有关金庸湘西一段人生履历，过往人们一直语焉不详，所幸近年经热心人士多方求索考证，情况已经大致明了：衢州中学毕业之际，日寇发动浙赣战役，衢州不保，金庸无奈踏上了西去流亡、求学之路。因交通阻滞、生病耽搁以及生计所迫，1942年年底，金庸辗转来到湖南泸溪县，求职于其同学兄长王侃所创办的位于该县麻溪口村的“湖光农场”。翌年夏，稍得喘息的金庸赴时设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继续求学。1945年春，公职身份为中国农民银行沅陵支行经理的农场主王侃出差重庆，两人重逢。王力邀就职于中央图书馆、一度与人合作创办太平洋杂志并担任主编的金庸重返泸溪湖光农场，帮助经营管理，并承诺将来送金庸出国留学。金庸遂约上同学余兆文一道再回湖光农场。其后日本投降，战事结束。1946年的6月，金庸辞去农场工作，踏上返乡之旅，回到家人身边。

　　两度湘西之旅，时间不长，但为金庸的情感和日后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养和演绎、挥洒的空间！

　　回到海宁家中闲待的金庸，“欲在杭州谋一职糊口”，经人举荐是年11月，金庸从海宁来到杭州，进入《东南日报》当上了记者。

　　作为记者，金庸的主要职责是收录英语国际新闻广播，翻译、编写国际新闻稿。他英语好，文笔不错，记忆力强，很快适应了这份工作，深得同事与上司的好评。

　　工作之余，金庸经常与友人到天香楼喝陈年花雕，也时常流连湖上，周边不少景点包括吴山上的月下老人祠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年老了他还能记诵那副对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

　　深感自己知识不够的金庸，在《东南日报》一边工作，一边拟报考向往已久的浙江大学研究生，并与时任浙大校长竺可桢有过一席之谈。最后终因经济以及其他原因与求是园失之交臂。

　　1947年10月，在《东南日报》做了约一年时间记者的他，突然向总编提交了一份报告：“窃职至社工作将近一年，深感本身学识能力至为不足，故工作殊乏成绩。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恳请准予赐请长假，俾得求学之机会，而将来回社服务或可稍能胜任也。”

　　说是请长假，实是辞职……

　　就职《东南日报》是青年金庸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要起点。正是在这里，他踏进了报业大门，并几乎穷尽一生与这一职业相守。

　　1948年初，金庸考取了《大公报》的职位，再后来派往香港并留居。才华横溢、工作勤奋的金庸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创办《明报》，撰写时事社论，创作武侠小说，名声日隆，终于成为一代文豪。

　　金庸和应忠良合影

　　金庸和第一任夫人杜冶芬的结婚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