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康文献丛书》县志引读（二）

　　□胡德伟

　　（上接2023年5月24日《永康日报》第5版）

　　现存六部县志简介

　　正德志 全书八卷，约14.5万字。这是今人能看到的最早的永康县志。此志编纂时，前面三部县志（宋嘉泰、元延祐、明成化）均未佚，主事者皆曾寓目。因此，正德志可以说是我们从县志的窗口所溯望的永邑历史起点。从此志《凡例》中知，编纂者认为宋、元两志“略而未详”，明成化志续修“又多失实，难以取信”，故“今据宋、元二志，稽之先哲文集，并采诸故老传闻，以备其未备”。用当今语言，即此次修志将查考文献依据与坊间调查并重互补。编纂者的努力得到了翰林院国史编修叶式的肯定，叶作志序云：是志“其发凡举例，要而尽，直而不讦，扶树教道而微于寓意，如宽于隐恶而并存人风，详于人物而不附异教，谨于遗文而不贵无益。若此者，皆妙得良史法意。永康之志，至是而详实有体矣”。尽管如此，编纂者在《凡例》中清醒地提醒：“其间遗失尚多，惟后之君子补之。”

　　叶式作序是否场面上说的官话好话？似乎非是。笔者在浏览正德志中注意到卷三三条按语可以印证：一是“田土”子目讲到明初赋税按田土实际丈量均摊，“民受其惠”，但年长日久之后“弊端百出”，“有田者不税，有税者无田”，“豪家钜室有收获之利，而无征敛之苦，其害悉归之小民”，以致“毁屋庐、鬻男女偿之”。此时，弘治四年站出一个县令王秩，顶住压力对田亩和地主进行清理，“自是田得其实，税有所归。至五年造册，而前弊去矣”。按语用了一大段话对王秩的为政进行褒奖，颇有弘扬正气、树立好官典型之意（王的“美政甚多”，志中卷四“名宦”有记）。二是“物产”子目按曰：“以上诸物，皆邑之所出也。”“其有关于民生日用者，僅足取给而已。为政者盍亦思所以撙节爱养之乎！”强调当官人要节俭，切勿滥取，要以养民为重。三是“赋”子目后按语，针对官府巧立名目搜刮民膏民脂，斥“实奸宄之囊橐，而朝廷不获实用。惜哉”，确是“扶树教道而微于寓意”。

　　康熙徐志 全书十卷，25万字。从卷一到卷十首页均有徐同伦重修，尚登岸、俞有斐汇辑，虞辅尧校正，徐光时编纂，徐宗书参阅，王世鈇、程懋昭编纂，汪弘海校梓字样，以示参与修志者分工职责。中国古代文献散失状态惊人，卢敦基在本志“前言”中执言：“到了康熙十一年时，正德前的三部县志都已经佚失了，当时所见正德志也非全本。”“嘉靖志则完全没有提到。”由此推断：“徐志所依据的旧志，实际上主要是正德志和万历志两种，而以万历志为主。”正德志为八卷，万历志为十卷（见本志载应廷育《旧叙》）。徐志《凡例》拟定：“前志例分十则，严正简括，因悉仍旧。”“续修斯志，邑侯以本邑事惟邑中绅士稔悉，绝不與与己意。无论钜细，悉付公议。故任事者愈加详慎，稍有见闻未核，宁为阙文。集中一事一言，皆从舆论确实，无可移易。”“人物篇。仍旧不立标目，分列四款。所续入者，先采诸邑里，次议于学校。必行实详确，方可录入，比别条尤加慎焉。”可见对邑事和新人入志之程序严格慎重。总的来说，徐志无论从体例编排和内容采写，大体继承了万历志：“地理以经之，建设以纪之，贡赋以徵之，户役以庸之，风俗以齐之，秩官以董之，选举以兴之，人物以表之，艺文以饰之，遗事以综之。揆厥典常，细大毕举，县之文献，于是乎备。”就其本身特点，卢敦基概括了三条：一是求实；二是详尽；三是对待故实慎重。详见“前言”，此不赘复。

　　康熙徐志在正德志（其纂时宋、元、明前三部县志均未佚）和万历志的基础上努力扬长避短，力循“严正简括”，故将其分卷设置照录如下：卷一（地理篇），卷二（建设篇），卷三（贡赋篇），卷四（户役篇），卷五（风俗篇），卷六（秩官篇），卷七（选举篇），卷八（人物篇），卷九（艺文篇），卷十（遗事篇）。以供参阅各志举一反三。

　　康熙沈志 全书十六卷，36.6万字。此志所依据的旧志，当是明正德志、万历志和清康熙徐志。由于沈志与徐志只相去二十六年，所以沈志中有不少照抄前三部志书，但皆标出出处，或指明其间的同异。其体例则“遵洪瞻府志，立标题四十有三，皆自然之条例，非意见创立者也。每题各有小序，亦遵府志例也。”（见本志沈藻“序”）。《凡例》进一步说明：“不更于标题之上强立纲总，盖标题即为纲矣，复加以纲中之纲，是为造作。又不于一题之中琐琐分类，盖标题之下即为目矣，复析以目中之目，是为烦琐。”“标题虽各款分列，而次第承接，仍属一贯，不容倒置，不须增减。”本志与此前县志相比，一是标题调整（增加）之后每一标题下均撰小序。小序通常对该项内容的重要性概而述之，也有不少是讨论该项事物的至理乃至进行论辩、发挥，抒发纂者的主张。起到前述正德志中按语“直而不讦”“微于寓意”的作用。如“宦迹”小序一篇述后一句“夫小民一时之利害，官吏得以操其生杀；而官吏千载之是非，即小民亦得而擅其褒讥。故宦迹有志，大可慕也，亦可畏也”。官声可慕，民议可畏，人怕出名猪怕壮，做得好上了县志，也必须接受平民百姓公开监督。二是内容有较多增加，这从本志字数分别比正德志、徐志多二十万、十万即可知晓。三是编纂较为严谨。阅志各卷，每卷首页均载（本卷）某某重修、某某参阅、某某编纂、某某校订。凡十六卷，“重修”均沈藻，“编纂”均朱谨，全书一以贯之；“参阅”“校订”这类“第二道工序”则各卷承担者有同有不同，职责分明。

　　道光志 全书十二卷，46.7万字。本志主纂虽历经三任，但如前所述，首任总修廖重机一开始就聘请了两位资深“州级干部”应曙霞、潘国诏主持日常编写工作，秉承其“搜采不厌周详，弃择务期精当。志犹史也，而褒讥寓焉。志非谱也，而称述异焉”之既定方针，三任总修一以贯之，两位纂修落笔“随诸君子之后，而稽诸史牒，考诸省志、郡书，谘诸一邑之公论，阙者补，繁者芟，讹者订，按部就班，巨旿细昈，惟明府（指廖重机）之取裁，而无所容心于其间也”（见应、潘志跋“书永康县新志后”），加上城乡“搜采”有一个多达十七人的采访班子。相比于前志，卷首图谱（永康全境图、县治图、公署图、学宫图）描绘更精细，刻印更清晰；卷内文字内容更充实，叙述更翔确。如将桥梁记述由县城向周边辐射系统化；将集市市日按主次、名墓按时代层次分明记载；增加“县治”下的火灾、“学校”下的书院、新修“坛庙”、新设“武备”、新建“坊表”等内容；而“艺文”和“人物”则更是大幅加多。全书字数比前志又增加了十万。还值得一提的是，本志在“地里志”“风俗”篇首提“士农工商”，其中“工”罗列了“土石竹木金银铜铁锡”匠，似是永康“五金”的最早出处。

　　光绪志 全书十六卷，62.6万字。此志是民国前永康历史上最后一部古老格式的旧志，也是篇幅最大的古志。是志在旧志的基础上编纂，但时经兵火，连康熙十一年的徐志都已残缺不全，所倚仗的只有康熙三十七年的沈志和道光志了。对照三志，可知本志基本上在道光志的基础上修纂。虽则从十二卷增列为十六卷，但就子目而言，除了个别有所调整和归纳分析，大体如旧。所增加的内容主要有：一是“人物”。光绪志在“治官姓氏”和“教官姓氏”（目录漏）目下做了大量增补，这些增补都列出经过考证的依据。二是“蠲恤”。光绪志新创此目，列于“田赋志”之下，用于记载本朝开国以来的减免记录。三是“祀典”。特别是增列了诸如告诫生员的卧碑文和皇帝上谕、训饬士文、训谕文等“公文”文献。四是太平军战乱。五是艺文。最后特别应指出的是，在“列女”卷中补入了康熙年间烈女吴绛雪，并用长篇文字介绍其事迹，“阁邑公禀具详奏请旌表”。简而言之，光绪志“于旧事，则考订之，增益之；于时事，则或依官方记载抄入之，或派员采访而述录之”。

　　民国新志稿 全书十六卷，9.6万字。此志不大量抄录旧志，而专选新事记载，内容更多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值得一提的有：卷三“机关、团体”，罗列了自省政府以下三十六家抗战期间自省城迁永的机关团体及负责人，永康本地十七家团体名称；卷八“交通”，用文字和列表简明介绍永邑公路、水道、邮政、电政四项；卷九“商业、金融”，除概况外重点记载转运业、牙行和农民借贷所；卷十“教育、卫生”，披露了本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社会教育和医院、医师、诊病等的有关数据；卷十二“古迹”，记载了光绪志没有写到的地方（据其他历史文献采入）；卷十三至十五“艺文”，其“书录”对前志“书目”有所补充增益，其新增“文编”如郁达夫《方岩游记》、陈万里《游方岩纪略》《方岩游记》（日记体）、嵇光华《方岩探胜记》（日记体）等颇有新意；卷十六“杂记”，内容驳杂但很有价值，如光绪志后到光绪末年历任职官的姓名、官衔、籍贯、简历，方岩广慈寺八房和僧众人数，岩顶商店店号设址和经营内容、季节性商店的经营内容和设址，岩下街商旅店号和经营性质，各村“迎案”的上岩日期等。此志采用了大量的统计数字，顺应了修志“现代化”萌芽的技术要求。此志的不足之处是内容太过简略；由于纂者非本邑人且在永康逗留时间不长，对本邑沿革和疆域（如1939年新建磐安县引起永康区域变化）把握不确。

　　阅志随记

　　永康县志卷帙浩繁，不同人不同的阅览重点，当会有不同的收获和发现。笔者通览也是大而化之，偶有收获，大多遗珠。以下仅从囫囵吞枣中记下一些感触：

　　城隍庙记 城隍者，民间指专管某个城的神。永邑城隍庙何时始建？正德志云：“宋建，元因之。”其址在“县西百步。其制：正殿三间，两廊各五间，三门三间，二门一间，前门三间”。乃三进砖木结构，坐北朝南。庙于“国朝洪武三年（1370年）知县吴弘道（重）建。正统十四年（1449年）火于寇。景泰三年（1452年）知县何宗海复新之。弘治十一年（1498年），前门毁于火。十七年（1504年）建。两廊倾圮，正德十四年（1519年）重建”。又查光绪志载：“城隍庙，在县治西三十许步。”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知县杜廉建修。国朝康熙间修葺。道光三年（1823年），邑绅士以岁久将圮，捐资重建。”明“洪武二年（1369年）敕封，制曰：永康县城隍，正直聪明，圣不可知”，“宜封曰监察司民城隍显祐伯。显则威灵丕著，佑则福泽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见正德志）。 洪武二十年（1387年），朱元璋“改正天下神号，凡前代加封帝王侯伯之类皆去之，惟城隍特封为监察司民城隍显佑伯，且令置公案笔砚，与县官视事同。新官到任，则令与神誓焉”（见康熙徐志）。永邑城隍，相传是唐代永康县令顾德藩。顾为名宦，历代县志均有记载。现存最早正德志云：“顾德藩，大中间（847年-859年）领邑事，拳拳以养民为务，尝作三堰以防旱潦，高堰乃其一也。政有恩惠，民皆德之。”可见城隍是很神圣的，它是当地县衙的“影子内阁”，又对县官行受誓和监察之责。

　　这里说到前面明洪武三年建庙的知县吴弘道，正德志卷四“历官”中有记：“吴贯，字弘道。吉水人。洪武元年任。抚民有道，莅事公平，民怀之。”因康熙三十七年沈志刻本卷八“城隍庙”子目将吴弘道误刻为何弘道，自此，道光志、光绪志皆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此虽微瑕，但出于对先人负责，记此备案。

　　（未完待续）

　　《永康文献丛书》 胡华超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