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呼愁

　　□杨方

　　我在六月回到新疆。我先去了一些其他地方，喀纳斯、禾木、布尔津、乌伦古湖。半个月后，我来到伊宁。现在，我只能用“来到”这个词，而不是回到。胜利街153号某座居民楼，一单元左边那套窗外有枣树和白杨树的房子，在父母搬去昌吉后已经卖给了陌生人。对门的邻居也换了人，不再是以前那个喜欢戴披巾的胖女人。巷口打馕的铺子变成了艾及尔小超市。

　　在伊宁，这个我曾经多么熟悉的地方，我已经没有了可以称作“家”的地方。我在伊宁像个游客一样住酒店，在酒店门口的小饭馆吃椒麻鸡拌面，和同桌的陌生女孩点一样的菠萝汽水。我朝陌生女孩举起瓶子，但她不想和我搭话，戴上口罩结账走了。我喝了一口瓶中的液体，发现其实不是饮料，而是啤酒。我把一大瓶微苦的啤酒全喝了。

　　我无处可去，一整天在六星街闲逛。这是一条蓝色的民族风情街，门窗、墙壁、楼梯、廊檐，从淡蓝浅蓝到深蓝和更蓝。依次递进的蓝，充分体现了伊宁这座边境小城的诗意和浪漫美学。我在很多篇小说中都写到一条叫羊毛胡同的巷子，读了我小说的人说，有一天去伊宁，一定要去看看羊毛胡同。我无限歉意地告诉他们，羊毛胡同只是我虚构出来的一条街。我把分散于伊宁的果树、葡萄架、杏花，唱木卡姆的老者，藤蔓上悬挂的柄很长的维吾尔葫芦，散发着玫瑰花香的黄昏，全都集中到了羊毛胡同。还有民居的蓝。

　　蓝是伊宁的灵晕。走在六星街，我惊讶这条街就是我小说里羊毛胡同的颜色。说起来，我是第一次去六星街。一个生长在伊宁的人，第一次去六星街，并不奇怪。我的姐姐、同学、邻居，他们一直生活在伊宁，生活了几十年，他们也一样从来没有去过六星街。他们不需要去，也知道六星街是什么样子。

　　走在被果树浓荫覆盖的街道，我问自己，我看到的，有多少是这个城市的本身？又有多少来自我小说里的虚构？我是在用小说里的视角，回望和怀念这座城市吗？这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时隔多年后，人们常常会相信梦中所见的确曾发生过。我也犯这样的毛病。我来到一座房子前，发现房子是如此的熟悉，临街玻璃窗内的白色窗纱，仿佛是我亲手挂上去的，半开的大门内，搭着葡萄架的院子，一半在荫凉中，一半在阳光下。给人一种一分为二的清晰感，仿佛我的思维一半在虚构的小说里，一半在真实中。土墙边摆放的天竺葵正开着花。浇花的铁皮水壶，完全是我小说里描写的那种形状，摆放的位置也跟我小说里一样。葡萄架下的土台子上，坐着聊天、喝茶、抽莫合烟的人。我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他们的性格和命运走向。我没法分清楚，他们是坐在我的小说里聊天、喝茶、抽莫合烟，还是坐在真实的六星街？这让我感到无限的困顿，我被我自己的小说给困住了。

　　去年六月的某个下午，我长时间地站在六星街一座大门半开的房子前，这座房子仿佛不是建筑工人建造出来的，是我立体地虚构出了它。我站在那里不走开，我在听什么？蓝色的房子？时间？果树里冰凉的流水声？啤酒花淡淡的苦味的芬芳？这个城市的往事？或者是青核桃掉落的声音？帕慕克说，他的伊斯坦布尔，有一种类似呼愁的东西。这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伤，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某种朦胧状态的情绪，是伊斯坦布尔整座城市的呼愁。

　　前年夏天，我在伊斯坦布尔，几乎走遍了这座城市所有的街道。我想找到帕慕克小说里卖钵扎的人，找到那些不规整的一夜屋，黄昏博斯普鲁斯海峡成群飞舞的鸥鸟，夜晚降临时在城市游荡的野狗，还有帝国残留的拱门、喷泉、剧场、浴池。走在其中，感觉伊斯坦布尔人像是在帝国倒塌的废墟里过着他们的生活。而这个城市新建的部分，无论多么现代，多么繁华，依旧闪耀着呼愁。尤其是傍晚时分，我坐在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某座桥上，听见蓝色清真寺宣礼塔上响起的传遍整座城市的召唤声，这声音是如此熟悉，它曾经在我的童年、少年时代一遍遍地响起，之后一直在我的回忆里飘荡。

　　我突然想到，如果这一天帕慕克没有去别的地方，他就在伊斯坦布尔。那么，我听见的召唤他也一定听见了，我看见的黄昏他也正站在窗口或某个地方看见。博斯普鲁斯海峡吹来的风，吹拂着我也吹拂着他，他感受到的伊斯坦布尔的呼愁，我也正深深地感受到。

　　伊宁也有伊斯坦布尔式的呼愁。生活在六星街的人，或者是那些生活在我小说中的羊毛胡同里的人，在缓慢的日常生活中，有看得见的快乐与烦恼，以及看不见的时光流逝之哀伤，它们构成了伊宁独有的呼愁，构成了我小说的格调。

　　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它隐藏在人流中，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它是蓝色的。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我感觉我把小说里的人、故事、时间，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包括呼愁。

　　这呼愁不是我一个人的，它隐藏在人流中，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居民街，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它是蓝色的。当我转身走出六星街，我感觉我把小说里的人、故事、时间，全部留在了那条街里。包括呼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