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者梦

　　□柯高军

　　上小学四年级后,我开始爱上看报纸写文章，同时也萌生了当记者的梦想。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来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白天参加生产队劳动，晚上在泥墙土屋里点起煤油灯看书写稿。我写农民起早摸黑劳动的艰辛，写他们交公粮交余粮的奉献精神，写我们这些城里去的知青学农技，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感受……我把稿子寄给《上海青年》《中国青年》《浙江日报》后，虽然只等到了“石沉大海”的结果，但我仍痴心不改。

　　为了改变穷苦的生活，我学了木匠手艺。上世纪七十年代，我辗转来到江西乐平木器加工厂，白天上班晚上写稿的习惯仍没改变。我记得最深刻的那篇议论文是写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一天，题目叫《改革开放是利益的再分配》，稿子寄给《江西日报》20天后被退还，可我的记者梦却仍在继续。

　　1981年底，我通过父亲帮助和劳动部门的“商调”，带着妻儿回到了家乡永康。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让我有了更多追求梦想的余裕。我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写改革开放带给家乡经济社会的变化。最令我难忘的是发表在《经济生活报》二版头条的《压岁钱之我见》。因为那时候，大人给小孩的压岁钱已从我们小时候的几角，上升到几十元、上百元、上千元了。孩子们见到这么多钱自然很开心，同时也容易引发攀比的风气。我认为这种风气容易影响孩子们对知识的追求，应该刹一刹。我的观点获得了编辑大人的肯定。之后，我又写了《二代人的野炊》《大年三十找菜谱》《温馨的小楼》等文章，歌颂了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美好生活。

　　1990年春，我写的《姑妈的晚年》登上了《浙江日报》副刊版，文章还加了花边。写的是解放前，姑妈做童养媳的苦难日子，以及晚年的幸福生活。一名来自社会底层的妇女的生活变化，折射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的生活大改善。

　　那几年，我的稿子已是各级报纸上的常客。当时，县委报道组朱有抗先生注意到了我。于是，他常约我去他办公室商量宣传家乡相关报道内容，我的写稿积极性也更高了。随着我见报的稿子增多，到了年末，我被评为《浙江日报》《金华日报》《永康日报》的优秀通讯员，尝足了当准记者的滋味。

　　1992年2月25日，我县中山乡太平岭发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司空惯见，消息发过后便逐渐没有水花了。五天后，一位在县交警大队工作的朋友用诧异的口吻谈起这起事故。他说，遇难者家属竟默默地独吞苦果。家属说，机手带他们坐车不收一分钱，是无偿帮助的。

　　生命宝贵，山里人纯朴善良的情怀令我感动。一个星期天，我带了干粮水果，由朋友骑摩托车到事故发生地的里岭脚、金坑、下位村采访。死难者家属说出了其中的缘由。

　　原来，山里没有公路，山里人生活十分艰难，祖祖辈辈靠肩挑背驮，将柴禾毛竹木头挑到唐先镇集市卖，然后买些粮食和日常用品回家，每次要走10多公里山路，常常累弯了腰。大约是1985年，上级政府为了改善山区的交通环境，拨款开始修建公路，山里人万分高兴，大家纷纷捐资出力，希望工程早日完工。经过广大干部群众两年奋斗，这条盘山公路终于修成。通车那天，几个村出资请来剧团做了三天三夜戏。20多户人家还斥资购买了手扶拖拉机，跑起了运输。山里人终于告别了出山进山肩挑背驮的艰苦劳动。由于盘山公路坡度大，手扶拖拉机载货后难以爬坡，在岭脚时需要人推才能过坡。山里人见此情况，不论在山上或地里劳动或挑柴路过，都会丢下手中活去推手拖过坡。手扶拖拉机机手遇到同向行路的乡亲，都会停下带他们一程。由此，山里人与手扶拖拉机已结下不解之缘。至于不准客货混装，手扶拖拉机不准载人的交通法规早已抛置脑后，特大交通事故由此酿成！

　　回城当晚，我就写出了1500多字的《惨祸反思录——2·25太平岭特大交通事故探秘》。一周后，《金华日报》社会大学版刊出了我这篇文章。不久，省新闻出版局的新闻简报刊出了对这篇文章的评价，称其是很有深度的社会新闻。

　　省新闻出版局的简报发出后，我被《永康日报》老总看中，破格将我调进报社，当上了专职记者。工作一段时间，写了许多有影响的稿子后，我终于领到了盖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大红印的《记者证》。

　　有了《记者证》，我如鱼得水，采写新闻的热情更高了。之后的十几年中，我的多篇新闻被评为全国、省、金华市一、二、三等奖，1997年被评为金华市首届“飘萍杯”十佳新闻工作者。

　　伟大的新时代让我圆了记者梦。在建党百年的大喜日子里，我衷心地感谢党，感谢这美好的时代，也要感谢广大干部群众在创造美好生话的征程中所产生的丰富的新闻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