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建党初期奋斗史　难忘峥嵘岁月稠

　　——探访革命老区花街镇早期成立的两个党支部

　　这是一段艰苦卓绝的奋斗史，这也是一段播撒希望的萌芽期。1927年5月，永康县首个党支部在培英小学成立，隶属杭州地委。同年6月，分布全县各地的首批五个党支部迅速成立，其中有两个就在现在的花街镇，分别为中共花街支部、中共阔塘后支部。5个支部在培英小学支部的领导下开展工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领导永康人民走上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路。这六个支部也是永康临时县委成立前的第一批支部。

　　建党初期，这批全县最早的党员，深入农村，组织农会、教师会、学生会等群众团体，号召广大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倡导教育革新、组织农民读书识字，宣传共产主义和新文化运动，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推动革命烈火燃遍永康城乡。

　　其时，中共花街支部有方奇（方定邦）、方双水、潘金珠、方老鱼、潘春友、方德隅、颜金明7名党员，方奇任党支部书记；中共阔塘后支部有陈玉成、陈林波、胡钦土3名党员，陈玉成任党支部书记。入党时，他们大部分是20来岁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的为了劳苦大众的根本利益开展斗争，因而受到反动派迫害，最终抛头颅洒热血，献出年轻而宝贵的生命；有的持续战斗在革命的道路上，直至离世。

　　连日来，记者跟随永康早期地下党员胡钦土的孙子、市机关事务管理局退休老干部胡德铭，为革命捐躯的方德隅过继孙子方建中等，寻访大革命时期中共永康党组织首批党员的足迹；又跟随阔塘后村文化管理员、75岁老兵陈锡庆，了解建党初期党员艰苦卓绝的奋斗史和革命事迹。

　　在中共阔塘后支部，陈玉成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花街镇阔塘后村人，生于1902年，是阔塘后首任村党支部书记，中共承训区（八字墙一带）区委书记。

　　陈玉成父亲是一位私塾教书先生。在父亲影响下，陈玉成从小聪明好学，酷爱读书。20世纪20年代初，他在金华省立第七中学读书时，受到民主革命思潮影响，爱看进步书刊，追求革命真理，常与永康籍的共产党员施奎联、程绍汤、陈珠玑交往联系。当时正值北伐战争时期，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命运、民族前途、共产主义理想。这对年轻的陈玉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假期回家与父亲谈起中国的前途，言语间对“人人有工做，个个有饭吃”“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好社会充满憧憬。

　　陈玉成从省立第七中学毕业后，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三十里坑当上了小学教师，先后在溪头桥、阔塘后等村小学任教。当时永康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兴起，陈玉成积极与共产党员、永康农运领导人程绍汤等取得联系，开展农运工作。1927年5月，他由程绍汤、陈珠玑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建立阔塘后支部，担任了党支部书记。他与郎文炳（据《永康英烈》一书记载，生于1894年，新溪村人，1927年入党，同年秋任承训区委委员兼新溪党支部书记，先后二次被敌通缉，1928年9月被捕，1929年3月22日牺牲在金华监狱）等在三十里坑培养了一批贫苦农民、农运积极分子入党，先后建立了横溪、八字墙、枫坑口等党支部。同年秋，在中共永康县委领导下，组建了承训区委，陈玉成担任区委书记……他最广为人知的事迹就是拿着一杆秤帮贫农减租的故事。

　　那是1927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在阔塘后祠堂内，四周墙壁贴满“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二五减租”“一切权力归农会”等标语。陈玉成在这里主持了一场号召贫农翻身做主人的大会。他在台上号召：“农友们！我们起早摸黑，辛勤耕种，一年忙到头，为什么没有吃没有穿？我们的劳动果实都被地主老财重租高利剥削光了。”会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们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的道理都被震撼了。接着，他站在农友的角度，激励农友团结起来，依靠农民自己的组织——农民协会，与地主豪绅开展斗争，坚决实行“二五”减租。会场内掌声阵阵，全村农民争先恐后报名参加农会，并一致推选陈玉成担任会长。

　　减租斗争虽已展开，然而少数胆小怕事的农民还是悄悄把租谷往地主家中送。面对此情此景，陈玉成意识到，地主豪绅的威风还没有真正扫除，这年又遇上灾荒，收成不好，还不到冬天，有的农户就要断炊了。为了用实际行动打击地主威风，他亲自拿了一根大秤，带领党员到地主家中，逐户退出多收的租谷，归还佃农，并警告地主“如再多收租谷，违抗‘二五’减租，一经农会发现决不轻饶！”不久又发动农协委员带上箩筐，先后到炉村和易川，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把粮食分给农民，帮助农民度过灾荒。贫苦农民欢欣鼓舞，地主豪绅威风扫地。

　　农民运动的兴起从政治上、经济上触动了地主豪绅的根本利益。地主豪绅们开始向农民疯狂地反扑。1928年3月，永康土豪劣绅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告状，称“永康共党煽乱，祸机四伏，请求派员密查拿办”，并列举三十里坑多处庄谷被共产党、农协会“强抢”。永康革命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永康县政府派兵在三十里坑实行局部“清乡”。

　　当时，地下党获悉国民党正在密谋大举抓捕共产党人的情报。为了研究对敌斗争办法，1928年4月10日，永康、武义、缙云、东阳四县共产党领导人在阔塘后小学秘密举行会议。当会议开到晚上10时许，负责在县城侦察敌情的金丁亥气喘吁吁赶回报告，说大批国民党军警从县城出发抓人，大家必须立刻转移。这时，东阳的代表说他已事先约好，明天有一位同志要来这里联络。为了防止这位同志陷入敌手，需要一位可靠的人通知他。情况紧急，一直以教书为掩护开展活动的金华地区最早的一位女共产党员陈珠玑（1926年入党）来不及多考虑，便自告奋勇留下来，说自己是个女的，谅敌人也不会拿她怎么样。果然天还未亮，100多名反动军警就闯进阔塘后小学。陈珠玑就这样被捕了，开始了长达三年的牢狱生活。陈珠玑而后辗转被押送到武义、义乌、杭州等地，遭严刑拷打，始终不向敌人屈服，直到1931年3月因病情日趋严重，由杭州地下党设法保释就医。一个月后，她来到上海，在鱼龙混杂的十里洋场，开始了一段全新的战斗生活。

　　就在陈珠玑被捕后不久，1928年5月初，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派清党委员何炳达和省防军一个营到永康，通过密谋策划，于5月7日拂晓（农历三月十八）兵分四路，大举抓捕共产党员、农协骨干和进步人士，制造了“三·一八”大逮捕事件。一时间永康上空乌云遮天，城乡一片白色恐怖，陈玉成等承训区委领导骨干受到通缉，不得不暂时外避。

　　十多天后，陈玉成母亲病故。他悄悄返家，草草处理了丧事，告别了亲人，脚穿孝鞋，化妆前往义乌。陈玉成在途经枫坑岭时，不幸被人发现向敌人告密，当天在义乌毛店被捕，押在兰溪特别刑庭后转杭州关在陆军监狱。在狱中，敌人用尽了各种酷刑，企图从他身上打开缺口，进而把承训区党组织一网打尽。然而，他坚贞不屈，只字不吐，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

　　在狱中，他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念念不忘的是战友、亲人和家乡的革命。他通过各种关系给妻子方月环写信，询问“你的父亲释放出来没有？这多是我连累到他……”其岳父方日升，是陈玉成介绍入党的，当时任枫坑口村党支部书记，也在敌人的“清乡”中被捕。他还写信给妻子，让她谈谈家乡的“新鲜事情”，那正是他日思夜想的革命形势和战友的安危！他虽身陷囹圄，仍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营救他，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做了许多工作，到1929年秋终于有了松动。10月20日，他得知即将获释的消息，兴奋地给妻子和兄弟写信：“我不幸坐狱即将二年，不久就要出来了。”他是多么渴望能飞出牢笼，继续与战友们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三十里坑的地主豪绅听到陈玉成要出狱的消息，急得团团转，连夜密谋，联名向反动当局上书，欲置陈玉成于死地。1929年11月18日，敌人施用毒药将他毒死在杭州陆军监狱！年仅27岁的陈玉成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一杆秤帮贫农减租的故事，连同他那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坚贞不屈顽强战斗的精神却久久流传，激励着后人不忘初心，开拓奋进。

　　一杆大秤退出地主多收租谷

　　位于阔塘后村的陈玉成故居

　　在阔塘后村文化礼堂，陈锡庆向记者介绍

　　他收集的阔塘后支部资料。

　　上茭道设计除恶霸

　　“早期的党员都是知识分子中最优秀的先进青年，只有这样才能快速吸收接受新的理念，开展党的活动，宣讲革命道理，发动群众。”谈及爷爷方德隅，市教育局督学、原永三中副校长方建中骄傲之情溢于言表。

　　翻开家族《柱国方氏宗谱》，方德隅概况赫然在目：体育学校毕业，生于光绪丙午年九月十五日卯时（公元1906年），卒于民国庚午年八月十五日未时（1930年）……”方德隅当年就读的到底是金华体育学校还是浙江体育学校我们已无从查考，从方建中的介绍中可知，他爷爷毕业后回到家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并在那时加入共产党，成为花街党支部一员。花街党支部成立后，在中共永康临时县委指导下，积极发动农民群众，组织农民协会，开展“二五”减租，推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诚然，方建中对祖辈的革命历程也只能从各种党史文献资料片言只语的记述中获悉。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屠杀，迫使中国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28年9月，永武两县的共产党人联合召开暴动会议，永康县委随后召开会议进行了传达，并就如何组织暴动及选定打击对象等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研究。接受暴动命令后，兼任中共长安区（倪宅一带）区委书记方奇来到渎川召开部分党员会议，会上决定首先处决倪宅恶霸倪瑞芝。

　　倪瑞芝是清朝拔贡，曾任永康县知事，是长安区一带贫苦农民切齿痛恨的一霸。他用高利重租残酷盘剥农民，如果佃农交不清租谷，轻则调佃，重则勾结官府把佃农送进牢房。当时倪瑞芝又是长安小学校长，而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大多以学校为据点，如不除掉这一地方恶霸，对共产党的活动极为不利。9月28日，中共长安区委得悉倪瑞芝去金华法院控告佃农拖欠租金，于是一面派人化装为商人到金华探听其行踪，一面派共产党员、暴动骨干十多人扮成打猎队埋伏在金华回永康的必经之地上茭道白云山脚。当倪瑞芝坐着轿从金华回来经过白云山脚时，埋伏在那里的暴动队员一拥而上，把他从轿里拖出来处决了。

　　接着，为配合4个暴动中队的行动，合德（俞溪头、石柱一带）、长安区委根据指令，于10月11日晚发动党员和群众割断了永康通往缙云、金华的电话线路，以防止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相互联系，有力地支持这次联合暴动。

　　驻芝英的省防军获悉发生了农民暴动，当即倾巢出动，参与暴动的一批共产党员接连被逮捕。永康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或被捕或遭通缉，党的活动转入低潮。1928年10月中下旬，由于叛徒告密，遭受国民党反动派悬赏通缉追捕的方奇，被迫外逃江西，不久病故他乡。

　　“花街村支部第一批党员都与方奇一起参加了革命活动，党员方双水1930年被捕，被国民党关押多年后于1937年枪杀于兰溪；党员方老鱼、潘春友和我爷爷方德隅是同时不幸被叛徒出卖，于1930年8月被捕就义的……”

　　方建中说，当年花街村这批最早的共产党员都太年轻了，还没能留下后代，但他们为革命英勇献身的精神永远流传。“小时候我曾听父辈说党组织有通知过爷爷逃走，但那时奶奶已经怀孕八个月，想逃也逃不动，而自己逃走了可能就一时半会回不来；或许觉得事态没那么严重，结果全家都没有逃离，于是爷爷很快就在家被捕了。”正是考虑到方德隅文化高为人聪慧，反动派对他这样的共产党员知识分子特别忌惮，被捕第二天，方德隅就被枪杀于县城。随后通知家人收尸，尸体被家人运回来后就葬在村后山……

　　后来方德隅的遗腹子不幸夭折，其妻不知所踪。因方德隅没有了后代，几年后宗族议定，将方德隅两个亲兄弟的儿子，即方世荣、方世华过继给他当儿子。方世荣就是方建中的父亲。

　　过继后，方世荣、方世华承担起了子女的责任，每年清明时节，都会带家人去祭扫。新中国成立后，方世荣四处奔波，希望能够帮父亲追授烈士，但由于金华和杭州档案馆里都没有相关档案资料，而且当时证人都已经亡故，至今没有追授成功。

　　虽然资料已经遗失，但在方建中家中，革命精神却代代相传。令方建中骄傲的是，爷爷去世90多年，父亲、自己和儿子都相继成为人民教师，他的家庭成了四代教师之家。在方建中看来，爷爷就是一位敢为人先的勇士，他们也一直致力于成为这样的人。

　　一家小店传送机密情报

　　在中共花街支部、中共阔塘后支部的党员中，胡钦土是参加革命时间较长的一位。

　　谈及爷爷胡钦土，胡德铭深情介绍，爷爷和奶奶年纪轻轻就离老家赤川青岩口，来到离老家三四百米远的溪头桥（现金湖村连枝自然村）开了一家合兴南货店，主要卖猪肉、烟酒等。

　　相较于普通店铺，这家南货店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当时的三十里坑这条大路是连通武义、金华、义乌的交通要道。1927年6月，胡钦土与阔塘后村的陈玉成、陈林波参加共产党后，他们夫妻开的这家店于是就成了一个重要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小店旁边就是一条清澈的龙潭里小溪，流水淙淙，水质特别好。平时经常可以看到奶奶在店门口摆起茶摊为过往行人施茶、卖草鞋，经常还有人聚在小店搓麻将，店里买肉买烟酒买生活用品的人也是络绎不绝。”当然还有年幼的胡德铭看不到的一面，那就是他的爷爷借开店之名秘密进行紧张的革命活动，奶奶在店门口施茶、卖草鞋其实是在站岗放哨呢。

　　要为党提供情报，保护地下党的安全和村民的利益，保密工作就要做得非常到位。胡德铭说：“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刻，爷爷的卧室简直就是一间密室，没人能进，安装的是自动弹簧门，一打开马上就会自动合上。听说当年在溪头桥小学教书的陈珠玑、陈玉成等就曾在这间密室活动。解放战争时期，王云锁等老革命也曾在这间密室刻传单，店外面搓麻将、做买卖热闹非凡，很好地掩护了地下工作。”

　　直到1952年胡钦土去世，胡德铭才渐渐明白当时爷爷和奶奶一直做着地下党工作，明白了地下联络员对于革命胜利的重要意义。现在胡钦土三代四代孙中，有8位光荣加入了共产党。

　　5日，早期党员陈玉成、陈林波、章思赞、胡钦土、方德隅的后代前往刘英烈士陵园，在陵园零散烈士墓集中安葬区，一起祭拜同一时期牺牲的战友。

　　老330国道建成前，花街大路是通往金华的大路。

　　方德隅家在花街大路旁。

　　胡德铭（右一）介绍首批6个支部党员的后代情况。

　　采访后记

　　说到花街镇党史故事，特别是最早的10名党员的故事，就必须提到两名热心人：胡钦土的孙子胡德铭和阔塘后村文化管理员陈锡庆，是他们的不辞辛劳，才让这些被尘封的记忆被揭开。

　　在阔塘后村文化礼堂，记者看到，礼堂两侧的墙面上有序地贴着阔塘后村的历史变迁、该村革命英雄及相关事迹。首届支部成员陈玉成、陈林波、胡钦土三人赫然在列。其中陈林波由陈玉成、程绍汤介绍入党后任党的地下联络员，与陈玉成一起开展革命工作。陈玉成牺牲后，陈林波按照陈玉成生前嘱托入赘玉成家，在撑起这个家的同时，继续做好地下革命工作。抗战期间，他还接受地下党永武工委委员颜金元的指示，在地下党员陈德珍授意下，以伪保长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暗地里为党提供情报，保护地下党游击队的安全和村民的利益。陈锡庆从2015年开始收集阔塘后村党史资料，通过打电话、实地寻访、邮寄等形式集齐了该村大部分早期党员的简介和珍贵照片，于2020年12月上墙，称“先辈和英雄是后人努力的标杆”。

　　无独有偶。2015年3月开始，身为党员的胡德铭退休后整整花了两年时间，翻查《中国共产党金华党史》《中共永康党史》《永康英烈》等书籍资料，并到各地寻找大革命时期中共永康党组织首批6个支部党员们的后代，记录他们生活的情况。在他的努力下，中共花街支部、中共阔塘后支部10名党员只要有后代的悉数被找到。他们还建立微信群，每年组织集体祭扫活动。2017年，胡德铭还写信给时任永康市委书记金政反映情况，提议纪念永康首批党员以及重温他们的感人事迹，开展党史教育。

　　数十年前，花街最初的那批党员如同革命的火种，点燃了革命的熊熊烈火，对于后来永康农民运动和建立中共永康临时县委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数十年后，星星之火已然燎原，花街的广大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扎实开展“拼争抢创提效年”活动，拼搏实干、攻坚克难，以“三五”大攻坚，开启花街“智造新城 康养福地”新征程。

　　□融媒记者 陈慧 通讯员 陈姝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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