寮前的前世今生

　　□骆海鹰

　　坐落在永康中部的古山镇寮前村，与许多村庄一样，在人类不断地迁徙中形成。所不同的是，它作为一个古村落，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与众不同的人文历史。

　　先说说寮前村是如何形成的。

　　1368年，也就是中国元末明初之时，农民纷纷起义，连年战争，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国南方义乌一带，老百姓的生活也不好过。梅林下宅一户骆姓人家有六个子女，生活愈加困难。无奈之下，大儿子进、老二辅、老三和，决定外走他乡，寻找出路。

　　他们的这一举动多少有点学其祖宗。他们的祖宗本姓姜，为炎帝的后代，因居住在陕西骆谷，于是改为骆姓，第一世祖宗为汉高帝左丞骆臣征。第十一代骆雍临曾任户部尚书郎，因与权贵不合而弃权归乡，从北方避居乌伤(今义乌），在乌伤繁衍出一个骆姓大族群。

　　骆氏三兄弟由乌伤往南走。在永康中部，华溪东岸的一片地方吸引了他们。形似人头的一座山峰（公婆岩）矗立在东方，站在华溪岸往东望去，古木参天，山岭逶迤。骆氏三兄弟认为山下必可安居，于是往东朝山脚走去。

　　走上一座山梁，他们看见山梁的南坡有几间简陋的茅草屋（这种住处，古时称之为“寮”），屋前有口不大的池塘，池塘的南边不远处还有一条小河蜿蜒经过。这里有一个村庄，叫“石牌”，住着一户金姓人家。在这连绵几公里的山梁上，散居着多个只居住着一两户人家的村庄。此地背靠山梁，山梁南北两边都有河流，东南方高高的山峰（公婆岩）是一道天然的屏障，能挡住夏季从东南方吹来的大风。骆氏三兄弟感到此地风水不错，立即就有了在此定居的念头。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走进“石牌”村，他们向金姓主人表明自己是逃难人，提出在此借居，并愿意为金姓主人打长工。金姓主人人品不错，看到逃难的人就产生了怜悯之心，同意他们暂居。就这样，骆姓三兄弟在“石牌”村金姓人家的茅草屋前搭起小屋住了下来，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

　　在人家的“篱笆”下生活，给人家打长工日子自然不好过，但骆姓三兄弟人穷志不短，勤劳肯干，为人忠厚，很快就赢得了金姓主人的欢喜。在多年的长工生活之后，骆姓三兄弟各自成家，成了与金姓人家和睦相处的好邻居。几十年之后，骆姓三兄弟生儿育女，增添了不少人口。于是，在金姓人家茅草屋前、南边小溪以北的开阔地上出现了一个骆姓小村庄。附近的老百姓为了把原有的金姓人家——石牌村与骆姓村子区别开来，便把骆姓的村落取名为寮前，意为金姓茅草屋（寮）前的村庄。这就是寮前村的来历。

　　从骆氏三兄弟繁衍至第八代，寮前村骆姓家族正式分成了四个房系。村子不断扩大，人丁兴旺，而金姓的石牌村却人绝名亡。石牌村虽然消亡了，但在寮前村仍然还保留着金姓人家“石牌”村的许多名称，如金姓人家门前的池塘，叫“后金塘”，背后的山梁还叫后金山。骆姓人仍然把金姓人家作为寮前村的老祖宗。

　　唐朝初期四杰之一、骆氏第二十二代骆宾王是骆氏进、辅、和三兄弟引以为豪的先辈。他们在“石牌”村寄人篱下之时，当然不曾想到他们的后代会如何繁衍、会出什么样的人物。但他们勇于屈人之下、勤劳肯干、善待他人的精神激励和教育着后人。

　　纵观寮前村的发展历史，该村显著的特点之一，是民风淳朴善良、包容性强。该村历代骆姓族人继承先辈优良品德，没有因为自己家丁兴旺而忘记金姓主人对他们祖先的恩德，而是也与金姓主人一样，善待异姓人，不断收留外地逃难者。于是，寮前形成了一个以骆姓为主的有16个姓氏的村庄，包括张、胡、甘、周、卢、夏、章、沈、高、陈、朱、马、楼、应、何等姓，多姓氏和睦相处，世代生活在一起。现今全村有370多户，近千人口。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民国时期名人多、影响大，在永康算是一个比较有名气的村庄。有从政的、有从事工商业的，特别是其中从事纺织业的，产生了中国近代著名的纺织专家；有参加共产党的，也有参加国民党的，从排长到将军的国民党军官据说有36人。社会上盛传“寮前有36条叉角皮带（手枪挂套）”，指的就是这些人。这些人中，有的为社会作出积极贡献而受到后世的褒扬，有的则被历史所遗忘。在中国民族工业界和军政界有较高知名度的骆汝鸿和骆振韶是两位突出的代表性人物。

　　纺织专家骆汝鸿，出生于1897年（清光绪年间），毕业于纺织专科学校，曾任上海永安纱厂、天津新华纱厂、上海申新纱厂总工程师，芜湖裕中纱厂和上海申新纱厂（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家族企业，解放后改名为国棉二十一厂）厂长，为中国轻纺工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的纺织技术在当时传为奇谈。相传，他到车间一转，只要听听纺织机器运转的声音就可判断机器是否有毛病，或者毛病出在哪里。他是当时上海乃至中国著名的纺织专家，影响力很大。在长期的从业过程中，他介绍大批永康人赴上海做工，其中不少从事纺织业，培育了一大批永康近代产业工人。这些工人中，一部分在新中国成立前回到永康，成为永康五金产业的一员。因此，骆汝鸿客观上对发展永康现代工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骆汝鸿所做的几件事深得政府和老百姓的称赞。1937年日本侵占上海，他所在的工厂也被日本人占领。骆汝鸿表现出民族骨气，为了反对日本的侵略，不满日本人的管制，他毅然辞职离厂，做起销售刀具的小买卖直至抗战胜利。他的行为受到上海滩的好评。因此，日本投降后，他被推选为接收大员，参与接管上海申新第一纺织厂，为纺织厂的恢复尽了力。由于其出色的能力，不久就被任命为厂长。在家乡，他出资建造寮前通往芝英的石板大路，被家乡人民所称赞。

　　国民党高级将领骆振韶，生于1905年，毕业于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是永康近代军政界有影响的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四师师长，参加并指挥多次对日战役，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荣获中国国民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多枚勋章。抗日战争后，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后任国民党淞沪防卫副司令、舟山群岛防卫副司令兼浙江省绥靖司令部参谋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台湾北部防守区副司令等职。后来，他不满当局的做法，主动请辞台湾北部防守区副司令职务，时年47岁。他曾任永康台湾同乡会会长，为两岸的交流尽力。听说永康地方政府要修建西津桥就积极资助，听说要重新印刷发行《吴绛雪诗抄》，也积极赞助。

　　寮前的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建筑物“洋气”。作为一个古村落，寮前也有古建筑，如骆氏宗祠、议事三间厅、历朝历代形成的古民宅等，但这些并不能代表寮前村的建筑物。寮前村建筑物的突出特色，是“洋”而不是“老”，即“洋房”多。寮前这些“洋”建筑的产生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寮前的历史有关。

　　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寮前从事军政和工商业的人比较多，这些人见世面广，受西洋建筑风格影响大，经济又宽裕，就纷纷在老家建起与传统不一样的房子。其中代表人物有国民党十三军少将军长骆振韶，国民党三十二集团军少将高级参议骆祖宾，永康县第一、二届参议员骆祖瑞、工商业者骆纯范等。这些建筑物具有鲜明的特点：

　　一是“洋味”浓。外墙用“三合土”粉饰成呈长方形块状，远看类似于欧洲建筑石块垒成的墙壁。窗户是钢筋格子玻璃门，在当时非常时髦。完整两层楼房，空间高，正方形或长方形大天井，阳光充足，楼梯和二楼四周回廊或走廊用葫芦或拼花栏杆。有的建筑朝南正面墙壁用大小圆、长方形、菱形构成对称图案，风格特别。

　　二是面积大，结构中西合璧。这些建筑物占地面积都比较大，几百或上千平方米不等，如骆振韶的房屋占地面积达1053平方米。这些建筑物既体现中国传统建筑理念，又呈现西洋风格。每幢房屋都有厅堂及厨房等辅助用房，使用面积大，生活设施完备。解放后，骆振韶的房子就被建成一座高级小学，骆纯范的房子用作乡政府办公、骆祖宾的房子用于村大队办公。

　　三是用料考究，质量好。这几幢建筑墙体下部近一米用砖头扁砌，上部空心砖墙，条石门框、门槛，稳实坚固。装饰木料多用槠木等硬木，经久不烂。一楼二楼天花板用杉木板吊顶，屋顶铺对开青砖再盖瓦片，楼上楼下房间整洁大方。当时没有水泥，“三合土”大量用于外墙粉饰和铺地面，外墙历时七八十年至今不脱落，地面平整完好。寮前这几幢“洋房”，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永康民国时期别具一格的建筑群，也是寮前这个古村落的一个特殊印记。

　　新中国成立后，寮前村也和其他村庄一样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后，随着永康五金经济的发展，该村发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工业意识和培养的现代产业工人的优势，迅速发展起副业，办起了村属衡器厂和五金厂。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该村最多时有近百户农户办起了五金加工作坊，逐渐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发展。现在全村仍有50来家大小不等的企业，从事五金配件、门业、起重设备、体育器材、塑料、生活用具、纸箱、电缆线的加工和生产。

　　现代寮前人牢记祖先朴实肯干、勇于争先的精神，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之中，走出了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和科技人员，在全国各地做出了不凡的业绩。半个多世纪以来，寮前这个古村落没有在历史的潮流中沉没，以自己的方式生存着、发展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