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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缺的唐代石灯
不足以改写永康建县历史
□麻建成
去年11月，在永康解放街拆迁现场发现了一件文物，因其记载“赤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分乌伤县上浦村立永康县也”而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在文物上，有“造此石灯”四字，语意完整。据此，笔者直称文物为“石灯”。当然，考虑文字的脱落，也可称石灯台、石灯幢。但跳过“灯”字，称之石幢，感觉没尊重原创。
据专家考证，石灯又称灯幢、灯台、石塔、石亭等。其中，灯幢是佛家称谓，灯台之意。灯台，又可分为实用性灯台和佛教象征兼实用性灯台。很显然，这段残缺文物，就是石灯的重要组成部分。石灯刻文劈头一句就是：“赤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分乌伤县上浦村立永康县也。”这句话足够霸气，做出改写永康历史的架势；但同时，这句话也最具争议。不妨，就此找些话题。
一、“三月二十八日”并非永康建县日
1.石灯的宗教背景，不言而喻
学生时代，读过一些宗教的书，对“三月二十八”有些敏感。读“赤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句，联想起东岳大帝，很自然。
在民间信仰中，东岳大帝具有主生、主死的职能，是帝王治理天下的保护神。东岳庙是奉祀大神的场所，永康人习惯称东岳宫。这个东岳大神的生日，就是农历三月廿八。
显然，永康建县的日子，具体到“赤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应考究其宗教背景。站在宗教立场，作者自然认为，永康设县主生主死的东岳神是参与其中的。从行文看，作者是借设县这段历史，讲宗教故事，兜售寺庙土货，宣扬寺庙的功德善事。在古代，特别是宗教那里，文化的最高价值在于求善，真实并不是首选。
“三月二十八日”刻到石头上，摆在寺庙里，并不表示其真实可信，只表示其追求的价值——宗教所认为的善而已。翻翻宗教小册子，这种例子随处可见，并不新鲜。
2.石灯所属寺庙的官方背景，历历可考
石灯所属的这座寺庙，始于“齐永明二年”。后来迁“城内今场”开建，完工于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年）十月三日”，以“涅像身及造此石灯”为标志。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座寺庙完工前八年，即开元十三年（725年），发生了玄宗皇帝加封东岳神为“天齐王”事件。寺庙的完工与加封事件一联系，这座寺庙的官方背景出来了。有三段刻文可证：
1）“齐永明二年，置新建寺额于时在西陇溪回寺纪名”
据俞国锋先生《永康古今佛寺庵》一书：“齐永明二年（公元４８４年），永康开始有了兴圣寺，这是永康境内首次出现佛教寺院，并且是以‘官寺’的面目出现”。
撇开石灯文中的“于”“回”两字的释读，兴圣寺的寺额，应该是先在溪回寺上挂牌。“纪名”两字，或许是表明改名溪回寺为兴圣寺，或许是表明两寺“二块牌子，一套班子”。
俞国锋先生的考述与石灯文相互印证，几可肯定，石灯所属的这座寺庙可上溯到兴圣寺，其一出生，就打上了官方的烙印。
2）“陈太建元年，移寺入口城内今场”
“陈太建元年”，即公元569年。“城内今场”，大概是指唐开元县衙西南侧儒学后，现今西津桥北端一带。能“移寺入城内”，且在县衙一侧，应该是得到官方许可，否则绝无可能。石灯所属寺庙的官方背景昭然。
3）“其年，又于县西郭置悲田院”表述证实：在唐代开元年间，石灯所属寺庙，依然是官寺。
石灯文字虽有脱落，但不妨碍推定：“其年”就是开元十一年至二十一年间某年。“西郭”大致坐落在今天东岳宫旧址，即今明珠中学一带。“悲田院”，佛寺中的安养设施，也称福田院。石灯文近五百字，就“悲田院”三字的信息量最大。
《唐会要》卷四十九“病坊”中记载：“悲田养病，从长安以来，置使专知”，说明悲田院纳入政府管理事务。其后，在“开元五年（717年），宋璟奏悲田乃关释教，此是僧尼职掌，不合定使专知。元宗不许”。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也就是石灯所属寺庙完工那年，唐玄宗下令“京城乞儿，悉令病坊收养”，经费也由“官以本钱收利给之”。
石灯文中记载的悲田院，在唐代“置使专知”“定使专知”，特别是经费也由“官以本钱收利给之”，这就进一步坐实了石灯所属寺庙的官方性质。
行文至此，似可得出一些结论了：
其一，这台残缺的石灯，应该立在官方寺庙的东岳大神前。石灯“开元二十二年十月三日涅像”，涅的应该就是东岳大帝像。在众多民间神中，找个与悲田院职能相符大神，非东岳大帝莫属。
想来，开元年间的这座“官寺”，应该不会漠视东岳大帝加封“天齐王”这件事，应该奉祀着东岳大帝。这里，不妨尽情地想象，农历“三月二十八日”，东岳大帝生日，善男信女来此焚香祭拜，以示庆贺的景象。石灯文“三月二十八日”，就是为东岳大帝生日、为寺庙香火准备的。
其二，石灯文字作者，可能就是悲田院的专知使。作者把建县日与寺庙供奉的东岳大神相联结，有宗教的仪式感，符合宗教心理，同时，也是官方意义上的政治正确。有太多证据表明，在古代，只要政治正确，与皇上保持一致，所谓善意的文字失真，绝对是被允许的。
这座官寺，最狠的政治正确事件，发生在“开元二十三年七月二日”，感谢石灯文作者作了补记。这一日，寺庙还开始奉祀因政变而“登九五”的“神武圣皇帝李三郎”了，此时李隆基还活着。在讲政治的石灯文作者看来，只要政治正确，什么祖宗规矩、接位伦理都可以改变，都是合理的。
同样，“三月二十八”永康建县日，也只表示政治正确，与推崇东岳大帝的皇上保持一致而已。它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只保证建县的真实，并不保证具体日子的真实性。
总之，“三月二十八日”，不是诉求历史的真实。它不是永康建县的日子，它最多是借东岳大神圣诞日，想象出来的建县纪念日而已。提示一下，我党的建党日与建党纪念日也是有差别的。
二、“赤乌元年”不是事实，而是借历史说事
说完“三月二十八”建县日，不是事实，再来说说“赤乌元年”，也经不起较真。为证明“赤乌元年”永康设县可信，多数论者引用明代《永康县志》关于“赤乌八年”的记述，加以评判。理由也简单：一来石灯记叙早于县志，二来石灯记录的时间更为具体。
其实，记录时间具体并不等同于可信，或许恰恰相反。查一下史料，你会发现，不管是石灯之后还是之前的史料都证明，“赤乌八年，分乌伤上浦”设永康县，经得起推敲。
永康分设县在赤乌年间，按理，《三国志》史料最具时间优势，可惜并没查到相关资料。求其次，笔者查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史料，时间上绝对早于制造石灯记叙“开元二十二年十月三日”。罗列如下：
1.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四十：谷水又东径长山县南，与永康溪水合……溪水南出永康县。县，赤乌中分乌伤上浦立。
永康县“赤乌中，分乌伤上浦立”，印证《正德永康县志》无误。相对于石灯文字，时间上正德县志不权威，但《水经注》权威足够。赤乌年号共计14年，“赤乌中”，不可能是赤乌元年吧。重要的是，《水经注》从地理水系着手，以会稽郡乌伤溪角度看永康县域，论述永康行政区划，显得非常合理。
且，《水经注》“上浦”表述较石灯文字“上浦村”准确。“上浦”应该是地域概念，绝对不可能是方志认为的“乡”，更不可能是石灯所认为“村”等行政区划概念。这点容笔者另考，不展开。石灯文字“村”字如同蛇足，别扭而多余，严肃性深受质疑。如果说，方志中“上浦乡”是后代误读，那么，“上浦村”则不仅仅是误读，而是罔顾事实。看来，南北朝时期地理学家郦道元(472年~527年)的权威，《水经注》的严谨，可不是石灯轻飘飘一句话所能挑战的。
至于徐天送老师引用《截角徐氏宗谱》，发表于《永康日报》的“东汉末赤乌三年截已居一角凑成永康县址”说，笔者认为，涉及三个问题：
其一，未考《截角徐氏宗谱》最早修于什么时候。想来，徐氏宗谱修谱时间，应该不会早于唐开元二十二年。逻辑上，晚于唐开元二十二年的宗谱材料，不足证明石灯文字。
其二，“截角凑县址”故事“见邑志”，是“见”什么时候的“邑志”，徐氏宗谱没明说，虚晃一枪，可能有诈，也可能是以讹传讹。历史上第一任“吴兴太守”，出现在三国吴宝鼎元年（266年），宗谱载曾“任吴兴太守的徐淇”曾孙在“赤乌三年（240年）”截角凑址，时间上应该扰不到一起。此证徐淇曾孙“截角凑县址”，只是宗谱故事而已，而非历史事实。
其三，宗谱中“东汉末赤乌三年”，这个记年很特别，史料一般以“吴赤乌”记年，“东汉末赤乌”记年不多见，有违常识惯例，宗谱的严谨性就是受质疑。
再，《水经注》“赤乌中”记叙，也让一些论者疑“元”字脱落上面“二”字，而误“赤乌元年”为“赤乌八年”的假设，失去了论证的基础，无须再考。
总之，《水经注》这段记叙，虽还不能让赤乌八年立脚，但时间上的权威性，已碾压石灯几百年。石灯可以在时间上吊打明代《永康县志》，想不到同样理由，自身被《水经注》吊打。
2.南北朝时期沈约《宋书》 卷三十五•志第二十五•州郡一：东阳太守，本会稽西部都尉，吴孙皓宝鼎元年立。领县九，户一万六千二十二，口一十万七千九百六十五。去京都水一千七百……永康令，赤乌八年，分乌伤上浦立。
沈约(441~513年)，字休文，吴兴郡武康县人。南朝著名史学家。其“以班固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户、王隐《地道》、晋世《起居》《永初郡国》、何徐《州郡》及地理杂书，互相考覆”而成的《宋书》，时间上的权威不言而喻。
这里的“永康令”，是东阳郡的属官，《后汉书》 百官志第二十八：郡太守“属官，每县、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长，四百石；小者置长，三百石”。永康令，实质就是永康当时的行政首长。《宋书》从行政管理立论，从东阳太守的管辖范围，考述永康令的设立，认为“永康令，赤乌八年，分乌伤上浦立”，相当有说服力。一般说来，地域划分与封官治理，应该是同时发生的事情。永康令，赤乌八年立，也意味着永康在此年设县。另，这条文献中的“领县九”，当可指正“赤乌八年，武义设县”有误。
此外，萧子显(489~537年)《南齐书·志第六》州郡志、顾野王(519~581年)《舆地志》、唐杜佑（735~812年）《通典》及乐史（930~1007年）《太平寰宇记》等著述，对赤乌八年永康设县，皆无疑义。
想来，石灯这个“赤乌元年”，也非永康建县年。最大可能还是借用“元”字“开始”本意，图个吉利，借分设县历史说个事，借此抬高东岳神。总之，赤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应该不是历史，而是披上历史外衣的宗教。只能说其足够善，不足以证明其足够真。后人想借由宗教背景的寺庙中一块石头，得出赤乌元年“三月二十八日”就是永康设县的日子，可能有些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