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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与永康的那些缘
10月30日,著名武侠小说家金庸仙逝,享年94岁。
金庸与永康有诸多交集。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浙江省立二中组织学生南迁丽水,在该校就读的少年金庸曾因此路过永康。回忆起这段颠沛流离的经历,金庸说:“当时我们才十二三岁,每天要步行七八十里,风餐露宿,非常艰辛。走不动了,就唱支歌……”
除此之外,永康人应忠良是他相交20年的老友,永康人卢敦基是他的学生,永康人编的《童谣大观》重版由他作序……
应忠良:亦师亦友 友谊深厚
应忠良,笔名梦柯,曾任浙江省海宁市市长。1961年生,浙江永康芝英人。公干之余,喜爱读书和舞文弄墨,凡诗、词、散文、小说、书法、摄影及收藏均有涉及。
应忠良习惯称金庸为查先生,他说这样显得更加随和亲切。他们是多年老友。“听闻查先生仙逝的消息,深感悲痛与不舍。他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悲痛之余只能祝他一路走好,天国喜乐!”
“我对查先生的印象是儒雅、博学,敏于思而讷于言。”应忠良说,他不仅是文学大师,更是社会活动家,又是创办《明报》的企业家,杰出的报人。他有一颗赤子之心,桑梓情重。
应忠良记得很清楚,自己与金庸初识在1994年4月上旬,“当时查先生回乡探亲,我陪同他在黄龙饭店吃饭。”
这次相遇之后,应忠良与金庸有了20多年的友谊。在原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的主编下,《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片段》出版了。作为作者之一,应忠良很熟悉金庸在浙江、浙大的情况。
《乡踪侠影——金庸的30个人生片段》是本亦图亦文的书——6万多字,200余幅配照,时间横跨半个世纪,有的是私人珍藏,有的是历史档案。“我们的书从先生人生的几大阶段中,筛选了30个与浙江有关的重要人生片段,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给大家。”
应忠良回忆,当时搜集到了许多珍贵的照片,有的连先生自己也没想到。比如目前他母亲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照片;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与同学的合影;初中毕业照、小学、初中的毕业文凭以及奖状等。
“我跟先生很有缘分。”1996年,应忠良来到金庸的故乡海宁任职,在那里当过几年市长。
“海宁人才辈出,也是查先生的故乡,我们有义务与责任宣传,包括修复他的故居。”1998年4月,应忠良与同事带着金庸旧居的两套修复方案,去香港公干时拜访了金庸。
“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他记性很好,与我们回忆了旧居里的陈设细节,比如第一进种的是桂花,第二进种了芭蕉,还挂有康熙的题字等。回来后,我们根据先生的意见,优化了修复方案,并于2000年左右修复了旧居,现在大家去海宁便可以看到。”
金庸与应忠良最后一次见面,约在六七年前。当时,应忠良来到香港,“先生专门与太太设宴请我们吃饭,我与女儿,以及海宁的几位朋友一同前往。”
席间,金庸得知应忠良的散文集《人间有味》出版在即,主动提出为其题写书名。“先生常常会将自己的作品题字并写上名字送给我,比如《书剑恩仇录》《射雕英雄传》等。在给我女儿题字时,他还会写上‘小妹’,这是他对我女儿的称呼。”
查先生还曾为应忠良题写斋名“和静轩”,为《传统伦理文化丛书》题写了“厚德温仁,孝行天下”八个字。在赠予应忠良的书中题写:家乡建设,有赖宏图等寄语。
“查先生心胸豁达。”应忠良说,他的父亲查枢卿在1950年开始的“镇反运动”中被枪决,房产没收。后平反。每当提起此事,查先生表示,这是特殊历史时期发生的事,人入黄泉不能复生,算了吧。
多年来,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查先生多次回故乡海宁游览观潮,探亲访友,应忠良都予以陪同。查先生也邀请应忠良参加他在杭州的“云松书舍”动工、竣工与捐赠的仪式。每次见面,查先生问得最多的是家乡怎么样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
1998年,应忠良(左一)与金庸研究旧居修复图。
卢敦基:先生是千载难遇之人
卢敦基与金庸合影。
卢敦基,浙江永康人,上世纪60年代初生人。曾求学于金庸先生门下。现供职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
第一次知晓先生小说
说起第一次知道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卢敦基说那是一个美丽的意外。
1981年,卢敦基与大学同学前往黄山旅游。前座有一对年轻夫妻,男的借了一册书后,就低头苦读,全然不理旁边女伴的拉、扯、嗔、怒。他虽年轻不谙情事,但也觉得男人有些过分,好奇心起,立身张望,见书中有“陈家洛”三字。
当时内地出版的文学书籍并不算太多,卢敦基又性喜阅读,绝大多数书一看内容即能知晓书名,但此书确实未见过。待黄山归来,有同学神秘兮兮地给他一册书,让他悄悄地看。
这是《书剑恩仇录》上册,作者为金庸。卢敦基读了两三页,好比林黛玉读《西厢记》,直觉“词藻警人,余香满口”。读了七八十页后,“陈家洛”出现,此时想起那个男人,他也不觉过分了。
第一次与先生见面
那是1997年的春天,金庸当时为浙江大学中文系设立了一个奖学金,该系要举行一个仪式。由于卢敦基素喜金庸,名声在外,被推举做发言。那日气氛轻松,他就提了两个久思不解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先生的武侠小说,情节发展总是出人意料,可以说是异想天开,但又合情合理,极为吸引读者。那么,这些情节是怎样写出来的?有人说:先生写作,碰到写不下去的难关,便召集众友,让大家谈情节发展的设想。夜深人散,先生方才下笔,方法是避开所有人的建议。请问先生是真的吗?
金庸听罢大笑:“那怎么可能?哈哈哈哈……”
卢敦基顿时明白,不由惭愧地笑了。当然,真实情况他是很晚才知道的:当时先生办报、经营、写作均亲自为之,写作也只能每天在忙完诸多杂事后匆匆动笔,很多时候是排字工人候在门外,哪来这等的悠闲?好事者揣测之词,也是意料中的事,但本不应该成为吾辈粗通文学之人的问题啊。事后反思,还是爱之太甚,转为迷惘所致。
至于第二个问题,卢敦基问得还算内行,没有弄出笑话。两年后,卢敦基的《金庸小说论》初稿写完。
最后一次会面
2003年,卢敦基有幸成为金庸先生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博士研究生。其间,先生多次来杭,经常在中午休息后,在下榻的酒店咖啡厅找一张桌子,与学生们聊上几个小时。或问学业,或评时贤,抑或关心学生的生活。
2011年元月,卢敦基与一友人专程赴香港拜见先生。先生在中环一酒店设宴。那天,卢敦基觉得先生的身体已不如往昔,见面时先生打招呼有些迟钝,全不似原先的轻快灵动。但饭吃到一半,先生重焕光辉,有问即答。那天在场的还有先生家乡海宁市的领导,皆为共同见证。先生座中还为卢敦基的博士论文题字。
先生在卢敦基眼中为何许人物?他借用晚清吴汝纶谈其恩师曾国藩的一段话来说:
文正公之为人,非一世之人,千载不常遇之人也。吾生乎千载之后,而遥望千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戚焉。吾生乎百载数十载之后,而近在百载数十载之前有若人焉,吾亦不能与之周旋也,犹之戚焉。并吾世而生而有若人焉,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乃或限于形势,或间阻于千里百里之远,吾仍不能与之周旋也,吾心滋戚焉。若乃并吾世而生,无千载百载数十载之相望,又且不限于形势,不间阻乎千里百里之远,而获亲接其人,朝夕其左右而与之周旋,则其为幸也至矣。
这可高度概括为先生是千载难遇之人。
□记者 舒姿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