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加强对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一向低调的方立天名列其中

　　16岁离乡一步步登上佛学研究巅峰

　　近日，市委市政府公布了《关于推进文化永康十大工程的实施意见》，在“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一项中，提到要系统研究梳理永康历史文脉，加强对方立天等历史文化名人的研究。近日，记者就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见习记者 俞轶炜

　　为有这样的舅舅感到荣耀

　　1992年，永康撤县建市。应市政府邀请，年近花甲的方立天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从那之后，舅舅每次到浙江出差，只要时间允许，都要回到永康老家看一看。”方立天的外甥女朱月姿回忆起自己的舅舅时说。

　　龙山镇四路口中村花厅巷的两间旧屋子，就是方立天的故居，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在去上海求学之前，方立天一直与家人生活在这里，如今由村里人帮忙照看。

　　“舅舅小时候读书就很勤奋，我从小父母就让我读书要和舅舅一样，这样才能有出息。”朱月姿说，方立天的父亲每天都要让他用毛笔写完一杯水，以水代替墨汁，在地上或纸上练字。“后来,我参加工作，与舅舅接触多了，潜意识中从‘舅舅只是读书好’转变为‘舅舅是一个文化人，在学术方面的造诣很高’。”1992年，朱月姿曾与方岩山的佛教人士一同拜访回到永康的方立天。“拜访之后，我觉得舅舅真的很平易近人，在佛教方面的造诣真的很高。”朱月姿回忆说，“我们有一次到杭州的灵隐寺，灵隐寺的佛教人士盛赞舅舅对宗教的贡献之大。”

　　2011年，方立天从教50周年，中国人民大学为他举办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作为家属出席，我们永康宗教局局长在活动中致辞。”活动现场来了许多全国各地的佛教界人士，这让朱月姿深深感到自己的舅舅在佛教界的影响力之大。“舅舅非常低调，很多家乡人都不知道在佛教领域有如此大贡献的方立天是我们永康人。”朱月姿说。

　　2014年，方立天因病在北京辞世。朱月姿赶往北京参加葬礼。“整个大厅放满了花圈和挽联。舅舅去世了，有这么多人悼念他，我感到很是荣耀。”当时，有佛教界人士提出要为方立天做佛事。“舅舅一生致力于佛学的研究，但他是一名党员，这种事情必须请示上级。”朱月姿说，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无法决定，后来由全国宗教局批准，特事特办，允许佛教人士为方立天做佛事。

　　方立天小档案

　　1933年，方立天出生于龙山镇四路口中村。他自学考进北京大学，师从汤用彤、冯友兰、任继愈等学界泰斗。毕业后，他躬耕人大校园半个世纪，相继开设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佛典选读、佛教概论、佛教哲学、佛教与中国文化、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课程；发表著作17部，文章370余篇，培养国内外博硕士研究生40余名，被誉为“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

　　方立天与故乡亲人合影。左一为朱月姿。

　　不顾校领导劝阻，考入北大

　　1949年，方立天初中毕业。次年，17岁的他前往上海财政系统的干部学校学习。由于成绩优秀，几个月后就留校工作，在学校的马列主义教育室当助教，讲中共党史、联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但是有些课程方立天也没学过，他只能先去复旦听相关课程，回到学校再现学现卖，讲得也不差，颇受学生欢迎。

　　1956年，国家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校。方立天不顾校领导劝阻，报考了北大哲学系。“我考试前做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考，就是根据我的条件怎么准备这次考试。首先，政治我没有什么问题，历史、地理，我把高中的课本都拿来系统地学了一遍；语文，我估计题目就是鼓舞大家前进，弘扬集体主义精神这些方面的。我准备的题目和后来考试的题目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我已经有了腹稿。最大的问题是数学，数学要作为参考分。补习高中的数学是来不及了，不过我考虑初中的题也会出一点，我要是把里边初中的分数拿下来就可以作为参考。所以我就把初中的东西复习好，结果好像差不多。”方立天曾回忆自己当年考北大复习准备的情景。

　　对于方立天来说，进入北大是他学术的新起点。他在人大从教50周年研讨会上说：“在中国哲学领域，冯友兰先生亲自为我们讲授了‘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生前对我更是耳提面命，多有教诲。在佛学领域，汤用彤先生和任继愈、石峻先生都曾给我以直接的教导和影响。此外，陈寅恪、陈坦、吕澂等先生的佛学著作，是我案头不可或缺的，也使我受益良多。”

　　位于四路口中村的方立天故居

　　从个案入手，进入整个佛教历史

　　1961年，28岁的方立天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助教，“三年不出好文章就走人”是当时的系主任对他说的。

　　人大当年在京城四校中地位最高，教学规划需要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对老师的要求极其严格。如当时的哲学史教研室，教师不仅要能通讲从先秦到现代的哲学史，还要有研究重点、专业分工。方立天选择了难度较大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方向，这一断代的最大特点是佛教的传入和儒释道三教格局的形成。“我想三年拿东西，也就佛教有成果。”方立天说，因为难度较大，没有其他同事选择这个方向。

　　那时的方立天对佛教知之甚少，他意识到自己首先需要补习佛教知识。当时中国佛学院在法源寺开课，方立天向院系领导申请后前去旁听，亲聆大师传道，体察僧人的修持实践，副院长、学者周叔迦还亲自开书单，让其定期汇报，这一听就是8个月。方立天曾回顾这8个月的学习收获：“第一是增加了佛教的知识，第二是了解了佛门的生活，对他们的人格和修养有了直接的体验。我对佛门有一个直接的、感性的认识。这样，我对佛教的观察角度就不一样了。”

　　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方立天最初采用的研究方法是从个案入手，从研究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佛教高僧开始，进入整个佛教历史。1964、1965年，方立天相继发表学术论文《道安的佛教哲学思想》《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前者发表在《新建设》，相当于《中国社会科学》，后者发表在《哲学研究》。“要不就不发，发就在最好的报刊杂志上发。”方立天曾回顾当时投稿的心态。

　　《试论慧远的佛教哲学思想》后来被美国《中国哲学研究》翻译转载，据说解放后十余年来被《中国哲学研究》转载的论文仅有三篇。在当时的学术会议上，有老先生惊讶于方立天的年轻，“这时心里有很大的充实和满足。”当时方立天说。

　　记者手记

　　实事求是的作风造就学术泰斗

　　方立天曾说，他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虽然不是佛教宗派的信徒，但方立天承认，佛教义理探讨安身立命之道，凝结古人深层智慧，对他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方立天多年的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都是以详细、大量的占有资料为基础，言必有据，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他不发不顾事实的言论，也不写无法论证的虚言。正因为坚持了这种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才有了真正虚怀若谷的开放心态，成为了真正的学术泰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