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走读中梁宝龙百悦文创小镇·作品选登

　　用时间记录一条解放街

　　□杨方

　　每个城市都有那么一条街成为人们的记忆中心。北京的南锣鼓巷，成都的锦里，西安的回民街，武汉的黎黄陂路，厦门的中山路，天津的文化古街。

　　解放街，应该是永康这座小城的一条记忆路径。

　　在我没有进入这条街之前，它只是一个词。我无法跟随一个词进入它的内部。六七岁的时候，父亲从老家回来，送给我一把画着黛玉葬花的折扇，说是在老家一条叫解放街的街上买的。我想象不出解放街是一条怎样的街，在伊宁有斯大林街和汉人街，都是东西走向的街道，每天正对着落日，每到傍晚，整条街道闪闪发光，耀眼得让人睁不开眼睛，仿佛街道一直铺到了太阳里。父亲描述中的解放街跟斯大林街和汉人街大不一样，它不是笔直的，也不够宽阔，没有公交车，甚至没有红绿灯。和伊宁的街道相比，解放街只能算是一条小巷子。

　　父亲的描述是抽象的。一个人只有与一条街相遇，才能具体地熟知它的一切。在没有与这条街道相遇之前，除了一把漂亮的折扇，这条街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1984年，我第一次从解放街走过。我从街的这一头进去，从另一头出来，就像被一条蛇吞进了肚子里，然后它又把我拉了出来。

　　一条街没有办法消化掉我，因为我是一个有记忆的家伙。我记住了它的窄、它的弯曲、它的拥挤，热闹、乱糟糟，狭小店铺里的肉麦饼以及摇着蒲扇卖杨梅的胖女人，她把阔腿裤卷起来，露出白而肥的大腿，让我想起鲁迅笔下豆腐西施之类的人物。

　　在永康几年，我知道这条街上有一家理发店，我在店里把长头发剪成了短头发。有一家眼镜店，我在店里配过一副眼镜。还有一个邮局，我往那个绿色邮筒里塞进过很多封信。1988年，邮局门口的法国梧桐树上结着毛毛的小球球，我走进邮局给姐姐打电话，姐姐说父亲让我回新疆。我放下电话，一个人走过解放街，街道拥挤，提着菜篮子的女人急着赶回家烧饭。她拐进武义巷消失在一扇门里。她被这条街消化掉了。而我是这条街的一个过路人，它没有办法消化掉我，它最后像吐骨头一样把我吐了出去。

　　1995年，爷爷过世，我赶回永康，送走爷爷之后，我从解放街走过，看见一个小小的鲜花店里摆着白色的菊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条街开始有了卖鲜花的店铺。我想起应该给爷爷买几朵菊花。

　　1998年，我回到这个城市工作。夏天的时候我刚去过西藏，高原的太阳把我晒得很黑。我坐在解放街的一家面馆里吃面，另一张桌子上一个白净的女人用永康话说：“看啊，这个外地人多黑啊！”我听懂了她的话，感觉自己坐在那里，与这条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这条街是江南的、婉约的、纤细的，我出现在这条街上是一种破坏。我有点想不明白，我走了一大圈，怎么又走回到了这条街上。

　　那时候，这条街的一部分正在拆迁，旧木料成堆堆在那里，碎玻璃满地闪耀。残垣断瓦间，拆走了门板的门框，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我在一个晚上走进这段拆了一半的解放街，遇见一个和我一样在废墟间游荡的人，他可能想回到他曾经住过的地方，再看看那些熟悉的场景。那个晚上，我还遇见过一只狗，它在我身后跟了很久，我怀疑它是一条被这条街遗弃了的流浪狗。后来这条街拆掉的部分，盖起了高楼，修建了新的街道和广场。我在小说《在废墟上撒》写到了这条街拆迁时的废墟，还有广场。

　　2009年，父亲最后一次回永康，父亲的童年玩伴庆生来看父亲，两个将近八十岁的孩子，站在和他们一样衰败的剩余不多的解放街握手告别。大家心知肚明，这一次告别，是生当作死别，是真正的永别。看着庆生沿着老旧不堪的解放街走远，走路不便的父亲竟然跟出去好远。他想跟庆生再说一句话，可是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前面的庆生。后来父亲站立不稳，差点摔倒，一个开店的人扶父亲在凳子上坐了一会，父亲才有力气走回来。我站在解放街口等父亲，我真怕父亲和这条衰败的街一起消失。我知道他们都会消失。那种不远的看得见的消失，让我害怕，让我不敢去想。

　　直到这一年，我对这条如父亲般衰老的解放街突然有了深深的不舍，我希望它一直在，永远不要消失，仿佛只要这条街在，父亲就能够从它零落的人群中走出来，出现在我面前。

　　2018年，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解放街已经从这个城市彻底消失，仿佛是它的消失带走了我的父亲。它成了我脑子里一根疼痛的记忆。很多时候，我在这个城市得特意绕开它，不去触碰。

　　但对于一直在这座城中生活的人，解放街是很多人的童年、少年、初恋，或者难忘的时光。它的消失，是一种伤感，也是一种重生。我相信父亲死后，将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回到我们中间来，解放街也是。它会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地产双雄中梁与宝龙落子永康解放街，他们将在这块历史底蕴丰厚的地方，缔造高端住宅——中梁·永康府。永康的地图上，解放街不再存在，从此永康府，这个大气、恢宏、响亮的词，将和它的高楼一起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不知道那时候这座城的人，是否还会想起，在这个城市最中心的地方，曾经存在过一条如河流般缓慢的解放街。

　　杨方 出生新疆，现在浙江生活，自由写作者，首都师范大学2013年-2014年驻校诗人。曾获《诗刊》中国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扬子江诗学奖、浙江优秀青年作品奖、《北京文学》优秀短篇小说奖。近两年，在《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刊物发表诗歌和中短篇小说。有小说入选《中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月报》《中国中篇小说精选》等。

　　穿过一座城去看你

　　□金慧敏

　　小时候，住在永城往南十五里的乡下，父亲在城北的拖拉机厂上班。那时父亲开大货车，全国各地跑，回家的时间并不多。偶尔母亲去城里赶集顺路看下父亲，但这种事是不常有的，母亲更愿意去生产队挣工分，因为家里总是缺粮。若能跟母亲一道去，对我们姐妹来说当然是高兴的事。儿时赶的集是什么样的，我忘记了，但是从家里到拖拉机厂一路的经历倒似一帧帧发黄的照片，留在我记忆深处。

　　通常过了下楼双锦，母亲就会抄小路走。从此地到彼处全靠11路的那个年代，能少走几步路都是好的，况且我们都还太小，走不了太远的路。那时四中附近没有房子，一边是水田和桃林，一边是永康江，我们就沿着永康江边的小泥土路走到下园朱，再往前要经过西津桥。桥下是流水，桥板是朽烂的，总是这儿少了一块板，那儿破了一个洞，那些尚存的桥板也好像随时都会像跷跷板一样翻起来。我总担心一不小心脚就卡在哪个破洞里，或者直接就从更大的洞掉到桥下去，战战兢兢，不敢迈步。小心翼翼过了西津桥，沿着溪下街，就到了解放街，穿过解放街就相当于穿过了一座城，那时的永康城，的确是太小了。解放街的尽头就是老汽车站。过老汽车站是红卫布厂、医药公司、城关五金厂。当我经过这些单位门前时，总是特别羡慕里面端着“铁饭碗”的人。

　　去拖拉机厂找父亲，也不过是一家人吃顿饭而已。父亲并没有合适的地方可以安顿我们过夜。住招待所，又不舍得花那个钱。通常一次探望往返需要走上差不多三十多里的路，对于幼小的我和姐姐来说，那是不折不扣的远足，但记忆中却并没有累的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一顿中饭，足以抚慰我们赶路的疲累和饥肠辘辘的肠胃。即使到现在，我依然觉得人间最美味的食物，就在那个有着油腻的水泥地、能容纳上千人就餐、每个窗口都飘着诱人饭菜香味的食堂里。让人垂涎欲滴的饭菜香早就把我们姐妹的馋虫都钓了上来。我往后的人生中，再没有闻到过有胜过于永拖食堂的那热烈、饱满、勾魂摄魄般引人食欲的香气。

　　周末不出差的时候，父亲会沿着相反的方向，穿过解放街，穿过一座城，回到乡下与我们团聚。我们的往与父亲的回，一样让人期待。在那个信息不通的年代，我们不知道父亲哪个周末会回来。每到周末，我和姐姐在夕阳西斜的时候，会循着父亲回家的路等在邻村的村口，有时接到父亲，欢天喜地地蹦跳着回家。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接到提着黑色皮革包的父亲，失望地回到家。父亲回家的日子，就像过年，因为父亲黑色的皮革包，每次都能掏出一两样零食来。这是让同村的小伙伴们特别艳羡的事。最让我们欣喜的是，有一回父亲竟然带回来一只比暖水瓶更大一些的冰壶。夏天，父亲就用厂里发的棒冰票买一壶的白糖和绿豆棒冰回来。走过那么远的路，壶里的棒冰丝毫没有化开，依然是硬邦邦的。

　　后来，我们有了弟弟，就没有机会再跟着母亲，穿过解放街，去拖拉机厂看望父亲。好在，有了弟弟后，父亲买了一辆凤凰自行车，出差也少了，回来的次数自然就较之前多了。等到父亲终于可以把穿过一座城的母亲和弟弟安顿住下的时候，弟弟已经去了职工子弟小学上学，而我也已经小学毕业了。

　　母亲从山的那边嫁到山的这边来，都说田洋比山坑好，不用那么辛苦，不知道饱经艰辛的母亲有没有后悔过，在田洋的日子着实过得比山村更累。我记忆的镜头里没有父母秀恩爱的画面，父亲和母亲在最美好的年华里无数次地穿过一座城往返奔波，也许正是那一次次的奔波和一个个脚印的重叠，才使每一次的相聚都如初逢的美好。后来父亲和母亲终于安居在城市的那一头。父亲走后，母亲执意回到城南的老家居住。她说，根在这里。

　　是啊，穿过一座城去看你，你若不在，点滴回想都是心痛。曾经无数次经历的路途中不再有溪下街，不再有解放街的十字路口，不再有八间店……斯人已去，每次奔波都不会再有终点的守候。再过些日子，将会有一个叫做百悦文创小镇的商业街区拔地而起，而那些曾经奔波往返的爱情、亲情终将在一段烟尘中成为记忆中永远的定格，温暖曾经的过往和余生。

　　金慧敏 永康市作家协会会员，私营企业从事财务工作，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报纸、杂志。

　　解放街区的老巷弄——西街

　　林群心摄于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