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熙九年（1182）,南宋两位思想家初次会晤

　　旧版县志说朱熹“与吕东莱、陈同甫三人讲学于寿山之石洞”纯属杜撰

　　■ 林锦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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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退休以后，于2009年被新编《永康市志》聘为特邀编辑，有幸接触旧版《永康县志》等史书，发现对朱熹永康之行的记载讹误颇多，有的张冠李戴，自相矛盾；有的捕风捉影，凭主观想象，甚至无中生有，实在令人惊愕。于是断断续续翻阅了一部分史书，不厌考证，略谈拙见，权当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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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永康之行究竟有过几次？对此，清代《康熙永康县志》载：“朱熹，字仲晦，婺源人。淳熙八年（1181）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举行荒政……至永康与陈同甫（陈亮）上下其议论。晚又与吕东莱、陈同甫三人讲学于寿山石洞。石有朱书‘兜率臺’三字，可丈许，乃先生（朱熹）手迹也。先生于乾道年间（1165～1173），再至东阳访吕敬夫有留别诗，中有‘泥行复几程，今夕宿丽州’。又于淳熙十一年（1184），访陈同父（陈亮）于永康。庆元四年（1198）又以时禁避居石洞，定大学章句草本，存歌山郭家（按东阳志详载之）。如此，则先生（朱熹）之往来于永康，非一次亦非一时，诚溪山之幸也！”又载，“徐木（1145～1217，永康人），字子才，登乾道丙戍（1166）进士，盛有才名。朱元晦与游，尝过其家，为书家人卦辞于厅事之壁。”上述记载，多有舛误疏略，阙疑比比。

　　考朱熹生平行踪，朱熹于淳熙九年（1182）到过永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束景南先生编著的2014年新版《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有载：“永康陈亮来访于明招堂（武义县），游从讲论数日，至永康龙窟而别”；又载，“淳熙九年（1182）正月十七日，（朱熹）巡历到武义县，往明招山哭祭吕祖谦墓”，“朱熹约二十五日左右离永康”。由上可见，此次朱熹、陈亮同游永康、武义的时间，连头带尾大约共有9天。至于在武义多少时间，何时进入永康，文中没有具体表述。

　　《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答陈同甫书一：“数日山间从游甚乐，分袂不胜惘然……别后郁郁，思奉伟论，梦想以之。临风引领，尤不自胜。”

　　《陈亮集》（增订本）卷二十八壬寅答朱元晦秘书：“山间获陪妙论，往往尽出所闻之外。世途日狭，所赖以强人意者，惟秘书一人而已。平生有坐料人物世事之癖，今而后知其不可也。别去惘然，如盲者之失杖。意每有所不通，辄翘首东望，思欲飞动而未能。”

　　从上不难看出，两位颇享大名的文士于淳熙九年正月十七日至二十五日同在武义、永康某山间论道游乐。他们各自的伟论和谈吐，给对方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美好的印象。这也许是朱熹唯一一次游历永康，且是由陈亮赶到武义与朱熹会晤后，两人一起到达永康的。至于《康熙永康县志》、《光绪永康县志》等记载的朱熹另几次所谓永康之行不实，在现存原始史料中是找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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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熙九年，朱熹永康之行，究竟做了哪些事呢？根据原始文献记载，朱熹从武义进入永康后至少做了以下三件事，应是毋庸置疑的。

　　其一，《朱熹年谱长编》载：淳熙八年（1181）九月二十二，朱熹被朝廷任命为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即乞伏行奏。次年正月十七日，在陈亮陪同下，朱熹从武义巡历到永康，察看灾情，了解百姓疾苦。这是此行最重要的任务。考察归来，朱熹在其《奏巡历婺巨救荒事件状》中呈报：“婺州诸邑，兰溪水旱相仍，金华次之，唯永康一县为稍轻，武义坊郭已有饥民……”

　　其二，朱、陈讲论学问。从朱、陈留下的文字看，朱熹重于谈经论道，陈亮擅长讲史论史，两人初露不同的学术观点。不意间，此次论道居然成为尔后一场彪炳千古的思想论战的前奏。束景南先生的《朱熹年谱长编》明确地记载了此事：“二人（朱熹、陈亮）在明招堂之晤论……朱、陈义利王霸之辨，蓋滥觞于是次明招堂之会矣。”

　　其三，朱、陈游乐山间。朱熹在武义不仅游了明招山、明招堂，还哭祭了吕祖谦墓，然后游到永康的龙窟。这是有史记载的，不容置疑。问题是他们是否到过方岩的寿山并在洞内讲学呢？这在朱熹和陈亮的文字里就找不到一丁半点的依据了。

　　而《康熙永康县志》等志书却活龙活现描述了朱熹在寿山洞内的活动。据载，“由方岩而西三里则有小石洞，曰石鼓寮，朱晦翁尝游而乐之”，此说查无出处，在朱熹和陈亮的文字中均无记载。学者卢敦基在其《陈亮传》中谈到此次朱、陈到永康也没有轻易下定论他俩去了方岩的寿山和石鼓寮，更没有提到朱熹还上门拜访徐子才并为其家人作辞于厅事之壁，而是作如下表达：“陈亮赶去，在某座山间，两人作了十日之谈，其中应该曾在永康龙窟陈亮家中会面。”笔者认为卢先生的表达还是比较慎审其事、尊重历史的。朱熹是否到了方岩等事，还是作为存疑为好。

　　《康熙永康县志》又载，“晚又与吕东莱、陈同甫三人讲学于寿山之石洞”，“龙川请晦翁主讲席，从游者数百人”。《五峰书院志》在“宋·紫阳朱文公”中载：“淳熙九年，以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举行荒政，按台过婺，至永康，访陈同甫先生，讲学于寿山石洞，盘桓累月。”两志的上述记述太离谱了。朱、陈会晤永康是在淳熙九年，而吕东莱卒于淳熙八年，因此朱、吕、陈三人根本不可能一起在寿山石洞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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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岩寿山石洞上“有朱书‘兜率臺’三字，可丈许，乃先生手迹也”，又载“人传为晦翁笔云”。同一部《康熙永康县志》，先肯定这三字是朱的手迹，而后另一处又说只是传说，岂不自相矛盾。笔者以为，朱熹诗文俱佳，墨迹也堪为宝。查看朱书手迹影印件，其字结体严谨，运笔畅达，灵动洒脱，笔锋凌厉，气势逼人。而“兜率臺”三字，笔划呆滞，字体做作，疑为他人伪托，或为后人所窜入。

　　《康熙永康县志》载，“庆元四年（1198），又以时禁（庆元党禁）避居石洞（寿山石洞），定大学章句草本”。1989年版《永康县教育志》也载，“庆元四年，朱熹因道学案发，避难来永，在寿山固厚峰下石洞中完成《大学章句集注》”。无独有偶，笔者浏览1986年版《东阳市志》，也载有“庆元四年，朱熹第四次到东阳，客居石洞，改定《大学章句集句》、《诚意章句集句》，尤多删正。”在这里，两志书都不顾史实，争说朱子的大学章句在本邑某山洞改定。如此大谬，真不知编者意欲何为。

　　据束景南先生考证，“（朱熹）答吕（吕祖谦）书三十三作于淳熙元年（1174）四月，书三十六作于九月。……其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自乾道八年（1172）草成至淳熙四年（1177）正式序定，多经修改”，“其（朱熹）淳熙九年（1182）浙东提举任上将‘大学章句’、‘中庸章句’、‘论语集注’、‘孟子集注’集为一编，刊刻于婺州，是为‘四书集注’。经学史上‘四书’之名始于此。”至此，已十分明白，《大学章句》草成于1172年，1177年已经序定，怎么忽然变成1198年分别在永康方岩寿山石洞和东阳的石洞草成并改定呢？真是无稽之谈。

　　对此，笔者有必要指出，《东阳市志》及明代郭鈇编辑的《石洞遗芳集》中关于庆元四年（1198）朱熹东阳之行的记载也是无中生有，纯系美化郭钦止（字德谊）及其族系的“生花之笔”。《东阳市志》记载：郭钦止，轻财好施。宋绍兴十八年（1148），捐田数百亩和石洞之山独立创办石洞书院，并赠书兴学，是有功劳的。朱熹曾于淳熙九年浙东提举任上，至东阳与郭钦止有过一次见面。此后，郭钦止之子郭希吕（名津）和郭淇与朱熹多有往来。如《朱文公文集卷五十四》有答郭钦止子郭津五书，朱熹曾应郭津请求，为其父郭钦止作墓铭。此后，郭钦止另一子郭淇为父写了传记，于庆元二年（1196）九月一日，不远数百里专程去福建省建阳请朱熹为之作跋。朱熹在征询林大中、吕祖俭（吕祖谦弟）对郭钦止的评价后，为之写了后记。然《石洞遗芳集》谓朱熹屡至石洞讲学，称“宋淳熙戌申岁（1188），夫子遭伪学之谤，逃荒兹地，不敢懈怠，仿羑里演‘易’意，集注‘大学’、‘中庸’二书。既成脱稿，存于书院，先隐君德谊公（钦止）珍藏之，世相传守。”这就是完全违背史实，恣意为郭氏家属锦上添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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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久前，笔者有幸拜读1998年版《后杜志》，赫然发现载有朱熹创作的《后杜山居》一诗：“买宅曾闻先买邻，异乡得见故乡人，山中尽有烟霞趣，岂是桃源好避秦。”如前考证，朱熹生前只在淳熙九年（1182）到过永康，期间是否去过后杜，此诗是否为朱熹真作？笔者因条件所限，无法找到束景南先生的专著《朱熹佚诗佚文全考》加以比照，故未敢妄加评论。有趣的是，到了明代嘉靖甲辰仲冬廿六日，邑人程文德雪中访后杜应宅，见其栋宅传自先朝，喜之，用谱中朱晦翁题山居韵，勉其子弟。诗云：“鹤溪别墅近芳邻，故老衣冠自宋人，莫负世家称后杜，更怜乔木有先秦。”此亦不失为永康文苑一段佳话，故录之。

　　走笔至此，对朱熹永康之行的有关问题，本文该说的都已说了。我始终认为，考证朱熹永康之行，应从全面收集原始文献入手，直接就当事人朱、陈文集、语录等考辨朱熹之行有关事宜。唯此，方能跳出旧志窠臼，趋避历代陈陈因袭的通病，则凡旧志之误皆可得正，凡旧志之阙皆可得明，还历史本来面目，不至再贻误后人，以讹传讹，留下笑柄。

　　最后还有必要说明一下，读者也许已经看到，本文引证最多的一部巨著是2014年版的《朱熹年谱长编》（增订本）。该书是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导束景南先生穷21个寒暑撰成，得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台湾文教中流基金和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曾获浙江省人民政府社会科学一等奖、上海市优秀图书一等奖、国家图书提名奖。作者不以旧著为标准，不以旧著为依据，而从原始史料入手，伴月下青灯，读书破万卷，广证博引，去伪存真，终成鸿编力作，为学界所瞩目，谓之“心史也”！其可信度是不言而喻的。